文化逻辑视野下商业监视的问题、实践机制与对策

数字技术促进了监视功能的强化和扩展,商业监视借势兴起,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化逻辑视野下,商业监视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以确定的方式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将监视方式转变为受欢迎的自我量化。但这也导致了商业监视对民众数据分享行为的规训、在收集和使用数据中的“冷漠”以及制造社会惩罚等问题的产生。究其原因是监视泛化后的景观社会制造的欲望支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人们可以通过认知层面上正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行为层面上减少对算法的依赖,并借助相关机构的立法手段以及多方社会力量监管来限制商业监控对社会的控制。

Orwe11奖

出席2000年Orwe11奖大会暨第十届计算机、自由和隐私年会的隐私倡导者说，自1984年多伦多会议以来，16年已经过去，但监视文化依然十分盛行。在为电影south Park那令人震惊的歌曲“责备加拿大”(“B1ame Canada”)举行的庆祝仪式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隐私国际的Simon Davies将“荣誉”授给了那些被评判小组认定于过去一年中对隐私带来了最大威胁的美国人。

疫情监控: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

从风险社会、监视社会以及衰退社会这三种视角考察和比较新冠病毒传染病防控的不同模式,可以聚焦疫情防控社会结构、个人权利保障、风险沟通以及问责机制等关键性问题。以这次疫情为契机,数字化信息技术得以更广泛运用,智慧网络平台进一步扩展,这将使经济关系与法律秩序的存在方式发生某种质变,从边沁一福柯的“一览式监视塔”到由各个智能手机构成的“视线陷阱”可以说,围绕隐私和自由,政府与社会之间正在展开一场相互透明化的博弈。国家的治理将不仅基于个人的行动方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深入到体征计量,提前到动机预测,并对日常活动进行跟踪式流程管理。这种无所不在的社会监控,对以隐私和个体自由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权利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无论进行何种价值判断,这都意味着法治的范式正在悄然发生深刻的转变甚至革命。为此,法学研究和思考的重心也将从规范移动到事实、从逻辑演绎移动到经验归纳,促使法社会学进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