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集装箱运输货损纠纷中的理解与适用——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诉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在集装箱运输货损案件中,如果可能发生货损的原因和运输区段存在多个,请求人仅举证证明货损可能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而不能排除货损发生于非承运人责任期间的,对请求人的货损赔偿主张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因此,请求人应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货损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其举证应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以排除相应合理的“可能性”。法院在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形成内心确信时,应遵循符合法定证据规则、穷尽证明手段、符合科学规律和经验法则等原则,相应证据具有的优势必须达到确信的程度。

隐喻性语言的盖然性思维研究——以AB式隐喻为例

目前,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都认为人类思维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但鲜有学者探讨人脑为何产生隐喻思维。本文通过分析AB式隐喻及其认知机制,旨在揭示此类隐喻思维的成因。研究发现AB式隐喻具有双重盖然性特征,此特征反映了AB式隐喻思维的盖然性特点。认知经济性、感觉和知觉的非全面性、表象和意象图式的概括性、范畴和概念的动态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和机制,促使盖然性思维的产生。盖然性思维催生了隐喻思维,前者也许是人脑更为根本的认知运作模式。

论民事诉讼中的盖然性规则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是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判的依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而证明标准又是法院明辨是非、正确判案的依据,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常常不能回避对盖然性规则的适用。比较而言,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倾向于一种"盖然性占优势"的标准,而大陆法系在诉讼证明上则主张"高度盖然性"的标准。由于我国对于证明标准的立法存在一些漏洞,本文拟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盖然性规则"的不同态度的比较研究入手,围绕这一规则的产生、适用及其现实意义展开论述,以期对我国"盖然性规则"证明标准的正确运用提供一些借鉴。

故意概念的再定位——中国语境下“盖然性说”的展开

故意的认定仅仅需要考虑认识因素,并不需要考虑意志因素,意志因素以认识因素的具备为基础,并由认识因素推定,其本身只是一种量刑情节。故意的认识对象是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认识程度需要达到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即认识到了实行行为侵犯法益的危险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过失犯仅需要具备抽象的预见可能性,可以从这一角度出发区分故意与过失。在故意的认定上,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行为人认识到危险及结果发生的盖然性这三点组成了基本的判断结构。

诉讼证明的盖然性范畴:功能与限度

在诉讼活动中,盖然性是一个体现证明过程基本规律、为证明推理提供解释框架的特殊范畴。盖然性判断不仅涉及证明标准问题,而且贯穿于诉讼证明过程的诸多环节。作为诉讼认识或然性程度的量度指标,盖然性范畴具有多方面功能,尤其是在构建证明度体系以及促进案件事实司法认定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基于诉讼认识的特殊性,这一功能存在着限度。

试论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及其“盖然性”理论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的普遍表述,该标准自其确立之日起,就引发人们对其确切含义的争论,本文介绍了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正反两种解释,分析了蕴含其中的“盖然性”理论,认为应当将“盖然性”纳入司法证明的视野,从而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有效地打击犯罪,实现社会正义。

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确立

盖然性标准作为西方法制发达国家已经较为成熟的诉讼证明标准 ,它的引入近年来一直是我国法学界和审判实践领域争议较多的话题 ,2 0 0 2年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确立“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地位。本文将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理论内涵 ,与英美法系“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的比较与分析及这一标准在我国法学界的提出、确立、实践中的运用等方面去论述。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之层次性研究

文章结合国内外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有针对性地根据案件的类型、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适用证明标准的不同层次。

论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存有弊端,应有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取代之。而实现法律真实这一证明要求的手段,即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引入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既有其合理的根据,又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法官在适用这一标准定案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关于“盖然性相互作用”

张华夏先生在《本体论、价值论和科学解释》一书中指出,当前一些哲学家在研究“盖然性相互作用”的问题。本文证明:张华夏先生这里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数学问题,但这种“盖然性相互作用”只是一种“统计相关”,而并不是某种“因果关系”。此外,用概率论处理具体问题时,人们默认了如下“混沌性假设”:在由一个给定的已知条件定义的大量事件的集合中,对单个事件起作用的未知因素的影响将相互抵销,从而消失在平均值之中。哲学家们之所以对“盖然性相互作用”感到困惑,就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要应用概率论,另一方面却又否认这一基本假设。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原则”的适用

由于现实性的需要,高度盖然性原则被适用在民事诉讼中。实践证明,该原则的适用在弥补现有判案原则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该原则在实际应用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应该从量化高度盖然性原则的适用标准和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两方面入手,逐步完善高度盖然性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运用。

民事诉讼盖然性证明标准研究

民事诉讼应有自己的证明标准,其证明标准内部应有层次之分。我国现阶段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规定不明确,实践中采用的是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盖然性证明标准内部建立有高有低的层次性证明标准体系,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佳举措。

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理论分析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民事审判活动中被普遍应用于认定案件事实和证据采信,但其普遍应用的合理性还需从理论层面予以阐释。本文重点从诉讼价值论和诉讼目的论两个角度分析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构建的理论基础,得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构建符合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民事诉讼活动,与我国当前对于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相一致,有助于民事纠纷的解决。

适用高度盖然性认证原则之我见—一起民事疑案引起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实行高度盖然性认证原则，有利于查证案情，提高审判效率，减少当事人讼累。然而，该原则也给法官留下较多的自由裁量空间。为防止在适用该原则时可能出现的擅断随意，保障司法公正，法官在适用该原则时应当受到必要的制约。

论民事诉讼中的盖然性证明标准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设立,对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以及推进我国法院系统审判方式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制订中的《民事证据法》应借鉴两大法系的盖然性规则,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并根据不同的情况确立不同的证明标准。

论家庭暴力案件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实现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环境的法律特征和暴力行为受害人的弱势地位,以往的证明规则难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负面影响了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阻碍了受害人获得司法救济。在暴力循环理论的基础上,立法吸收表见证明规则的实现方式,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转变为对暴力历史这种经验事实的列举,适时地增加证据种类和证据收集主体,推动法官自由心证的形成,是受害人及时获得民事救济的重要方式。

对“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反思

盖然性证明标准是一个客观化的概念 ,主要依赖于概率或经验的手段来判断法官的心证是否达到了法定的强度 ,但是 ,心证是法官主观上高度抽象的思维活动 ,以客观的手段来量化是不能成功的。学者以两大法系的理论来论证盖然性证明标准存在的合理性也存在疑问。因此 ,我国证据法应以法官是否形成内心确信来替代盖然性证明标准。

试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适用——基于对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思考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内容是客观的,但是其实现的过程却是主观的。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仍然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民事证明标准的改革方向应为法律真实下的高度盖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仍要遵循相关的适用规则。

可能性、盖然性还是必然性?——再论情态助动词“会”的情态力度

在本质上讲,情态助动词“会”是表达必然性的,而非以往研究所认为的可能性或盖然性。“会”在被“不”否定时,之所以与“不可能”语义等同,是因为“会”的语义辖域始终高于否定词“不”,从而得到和不可能相同的逻辑语义。而与盖然性情态词相比,“会”在级差含义、命题知情程度等方面和汉语必然性情态词具有一致性表现。“会”之所以有时具有盖然性的解读,与其兼具将来时标记及语用精确度要求不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