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掘文物犯罪的空间格局、作案模式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盗掘文物犯罪的空间分布格局、作案模式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被盗掘文物以秦汉及以前时期的在野古墓葬为主;盗掘文物犯罪人多为低学历、务农或无业的男性中老年。2)空间上,存在3个高发省域和3个次高发省域;热点区主要集中在豫、晋、陕交界地带,涉及7个热点市域;随时间变化,高发市域略有增减和转移,但整体范围相对稳定;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乡村耕地和山野林、荒地;国保单位与盗掘犯罪地都集聚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更易发生盗掘文物犯罪。3)犯罪出行空间模式以“市内盗掘”为主,“跨市盗掘”目的地集中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域并以中、短距离为主;多为4~9人团伙作案,分专业和偶然盗掘2类,作案过程可划为组队、谋划、实施、逃逸4个阶段。4)文物分布和打防政策是盗掘文物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交互作用明显。

江苏常州警方侦破特大盗掘文物案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新近侦破一起特大盗掘文物案,追回春秋至民国不同时期的文物3519件。经鉴定,这3519件文物中,有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13件,一般文物3505件。2020年5月,常州公安接到线索:常州天宁区一建筑工地挖到古墓及文物,但未及时上报。常州公安随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惩治文物有组织犯罪的实践困境与路径完善——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为视角

当前我国文物犯罪出现了新的特点,特别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团伙具备了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出现了有组织化犯罪的趋势,应当纳入有组织犯罪进行惩治。但是,当前对惩治文物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不明,存在入罪和量刑标准不明确不均衡、案件管辖规定不完善、对保护伞的惩治力度不大、对追究民事责任不重视等问题。因此,应当构建惩治有组织文物犯罪的路径,明确严厉惩治文物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和基本原则,完善对文物有组织犯罪的刑法规制、审判程序,建立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的联合办案机制,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职能和作用。

河南省盗掘文物犯罪的案件特征、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

作为文明传承与文化自信重要载体的中国文物古迹屡遭不法分子盗掘,极大地妨害了华夏文明的考古探源和国家文物安全及文化自信建设,值得社会各界重点关注。鉴于当前缺乏地理学视角下针对此类犯罪高发地域的聚焦探究,论文以中国盗掘文物犯罪重灾区之一的河南省为研究区,综合利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其域内盗掘文物犯罪的案件特征、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以期为打击、预防盗掘文物犯罪工作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犯罪人多为省内居住的低学历、低收入中老年男性;被盗掘古迹以缺乏守护措施的秦汉及夏商周时期在野古墓葬为主,被盗掘古迹文物涉及陶器、砖石制品、青铜器、铜器、瓷器等类别;被盗掘古迹所处微观环境涉及乡野环境、地面古迹环境和建设环境。②空间上,集聚于河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存在安阳和洛阳两个高发市域,郑州、开封和驻马店三个次高发市域;县域尺度上呈“高—高”和“高—低”集聚,高发区和热点区的分布均与市域尺度分布一致;随时间推移,高发区由南部向西北部转移而后转至东北部。③古迹分布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是主要影响因素;古迹分布与犯罪人居住地、作案地高度重合,遗址区住民就近作案特征明显,这与区域历史、经济、人口、社会因素有关,可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解释。

研究盗掘文物的学术伦理问题评析

研究盗掘或来历不明文物的现象在学界由来已久。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行为的正当性在欧美国家日益受到质疑、并成为广泛争议的问题。在赞成对盗掘文物开展学术研究的学者看来,对盗掘文物进行研究能获得某些历史信息,从而增加人类的知识;而反对者则认为,这类文物由于失去了考古背景,其研究价值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行为间接地鼓励了盗掘和文物非法贸易,从而加剧了对古代文化遗址的破坏。本文将简述欧美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论辩,并介绍美洲考古学会制定的相关伦理准则,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几点思考,以期引起更多学界同仁对研究盗掘文物所涉及的学术伦理问题的关注。

论妨害文物管理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自然也就成为了犯罪分子侵害目标。近年来,盗掘古墓、倒卖文物、走私文物的现象日益猖狂,这种链条式的不法行为,使我国的珍贵文物大量流失,犯罪分子利用娴熟的作案手段,将盗掘而来的文物进行倒买倒卖或者走私,使其很快进入流通领域,甚至流向国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必须及时有效地规制此类犯罪行为,击破文物类犯罪的"盗掘—倒卖—走私"的典型经营链条,保护国家的文物管理秩序,防止文物的大量流失。

论洛阳古代墓葬的特点

洛阳古代墓葬在中国各地古代墓葬中的独特之处:一是皇家墓葬多,仅葬于此的帝王就有七个朝代40余位,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最多;同时,在皇家寝陵制度史上,洛阳帝陵每每有许多创新开风气的地方二是贵族和名人墓葬多,与皇家陵墓互相辉映,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三是平民墓葬同王公墓葬交叉杂处,具有公共墓地的特点。四是洛阳墓葬被盗严重,可谓是“十墓九空”。五是洛阳墓葬出土文物多,影响大,被称为是实物的、石刻的中国历史。

6年盗掘古墓葬40多座,这伙流窜多省作案的盗墓贼终被抓获!

汉代陶篮、明代弘治十八年萧墓志铭、清代五爪龙袍……这些文物均被同一伙盗墓贼所窃。这伙盗墓贼6年来流窜广西、广东、江西、安徽、甘肃、贵州等多个省份,盗掘古墓葬40多座,盗掘文物上百件,可谓劣迹斑斑。在广西桂林公安机关的不懈努力下,日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悉数抓捕归案,相关文物也已被追回。

日本人在杭的一次鲜为人知的文物盗掘

中华文明,向以北为尊,大凡一些重大考古皆在中原和北方地区,而江浙地区,长期被人视为东夷之地,很少出现在考古学家的学术视野之内。1936年,杭州老和山下的考古发现,证明江浙存在着不亚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从而极大地推早了江浙古代文明史,为翌年发现著名的良渚文化遗址创造了契机。这一考古新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也引起了日本人的垂涎。1938年,日本庆应大学考古学教授松本信广一行在日本军队刺刀的保护下,公然对此进行发掘,他们不仅掠夺了中国的文物,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历史遗迹,本文首次揭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文物收藏:当"明知"成为"暗箭"

近期,甘肃省天水成纪博物馆负责人张有平被控非法购买盗掘文物案开庭,引发各界瞩目。张有平获罪的最大争议点,在于其收购出土文物时是否"明知",这也让民间博物馆文物收藏的一大症结再次浮现于世人面前。"明知"何以成为"暗箭"?现阶段民间文物交易管理问题何在?

钱镠的杭州记忆

近日,杭州市通报了钱镠墓被盗事件,引起舆论关注。嫌疑人于2019年5月以来从钱镠墓盗掘文物,并尝试售卖,目前抓获涉案违法犯罪嫌疑人39名,追回涉案文物共223件。对于不少人来说,钱镠的名字是陌生的。但他之于杭州,犹如伍子胥之于苏州,李冰之于都江堰,他们均在一座城市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