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责任研究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广泛应用于治安防控、金融机构、公共交通、娱乐、小区或单位门禁、商业贸易等诸多领域,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便大众生活的同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被非法收集、使用、滥用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信息主体的合法权利.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从收集到使用过程中涉及多方主体,侵权行为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征,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认定中存在侵权主体难以确定、信息主体举证困难、归责原则不统一等问题.只有完善侵权责任制度,才能使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从而确保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安全.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基于人类生物特征经特定技术处理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具有唯一性、稳定性、易采集性和特定技术处理性。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会侵犯人身法益、财产法益乃至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目前刑事立法中存在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定位不明确、规制环节不全面和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此,有必要确立渐进式综合立法模式,以预防为导向,明确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定义、分类;以刑法解释学完善规制环节,实现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特别保护。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民法保护路径探究

科技创新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便捷高效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目前,我国没有对公民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进行专门性立法,现行的法律保护模式与欧盟等地区类似,即认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个人信息的一个独特分类,将其作为个人信息的一部分予以保护。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在个人信息法的范畴处理相关问题。《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并明确了个人信息的法律范畴,然而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定义未得到明确。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的立法趋势可能会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与个人信息区分开来。基于此,文章尝试构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保障及义务规范机制,并完善民事救济途径,以期完善我国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体系。

场景一致性: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新路径

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方式难以应对新型生物识别信息实践带来的风险损害、无法有效约束行政机关的信息处理权力.场景一致性理论通过对新型生物识别信息实践是否符合既有信息规范与场景目的进行评估,以平衡特定场景中行政机关与信息主体的法权关系.通过“解释—评估—对策”步骤构造场景一致性生物识别信息保护框架,采用风险评估方法细分信息类型以划分场景;根据评估结论制定、调整、更新适用于特定场景的具体化信息传输规范,并以目的拘束原则与场景价值目的约束行政机关信息处理目的.以信息传输规范约束行政机关在各场景中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行为,尊重特定场景目的与生物识别信息主体权利,实现生物识别信息处理中各主体利益的平衡保护.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界定

生物识别信息是对自然人的生物特征进行特定技术处理所形成的信息。个人生物特征具有不变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这使生物识别能够一劳永逸地实现对个人身份的鉴别。经过特定技术处理所形成的生物识别信息也具有这些特点,因此任何对于生物识别信息的攻击都可能对个人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商业化收集的泛滥、限制行动自由、售卖和窃取、深度伪造以及诈骗已经成为侵害生物识别信息的重要表现。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安全迫在眉睫,而准确界定生物识别信息是首要前提。综观国外立法经验,生物识别信息的构成应当聚焦三个要素:个人生物特征之反映、特定技术处理之环节、唯一性识别之功能。此三项要素也是认定生物识别信息的关键。生物识别信息可以通过含有个人生物特征的图像来采集,但是该图像仅仅是个人生物特征的反映。在没有进行特定技术处理之前,图像本身并不构成生物识别信息,无论该图像是电子图像抑或纸质照片。生物识别信息的本质是对个人生物特征进行的测量,即所谓的“特定技术处理”,至于测量的方式则在所不问。无论进行面对面的真人测量抑或从含有个人生物特征的图像中测量,所得的信息都是生物识别信息。单纯对于个人生物特征的描述不构成生物识别信息,个人生物特征的样本也须与生物识别信息区分开来。目前我国法律文件对于生物识别信息定义的认识还存在许多偏差,概念混淆、内涵不明、外延短缺是主要问题。未来我国的生物识别信息定义应当遵循三个原则:揭示生物识别信息的本质、反映生物识别信息的要素、兼顾技术更新的速度。为此有必要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着手:内涵规定本质与构成,从而为技术更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提供解释的空间;外延进行开放式列举,以引导当下的理论与实践。就内涵而言,可概括为“对自然人的生物特征进行特定技术处理(测量)所形成的能够唯一性识别自然人身份的信息”。就外延而言,可以进行常态化列举,同时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的表述使生物识别信息的范围不受列举的限制。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商业化应用规制:路径对比与规则补正

“私密信息”边界存疑,使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商业化应用究竟应当以隐私权路径,还是个人信息保护路径进行规制产生了争议。对比两条路径的规则文本、现实实践,隐私权路径信息性质不确定性强、事后控制为主、风险扑朔等特点碍于商业创新,而个人信息保护路径特点相反,利于在保护个体信息权益时,为商业应用提供稳定的风险预判。但现有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在面对具体类别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时,规则似为原则。对此,应当嵌入场景理论以细化规则,从场景划分、“技术嵌入”、程序规则三个层次梳理嵌入逻辑,并通过场景化“信息自决权”、信息处理者义务、侵权救济等规则,补正个人信息保护路径中具体规则之阙谬,实现个体控制价值与商业流动价值间的平衡。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克制应用研究

“人脸识别第一案”的判决给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公共应用敲响了警钟。随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场域的日益泛化,如何在技术应用、公共效益提升与个人权利保障之间寻求平衡,正成为信息化时代的难题。然而实际上,社会的良序运行并不应以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获取、处理为必要,“信息社会”同样须纳入法治国家的框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应当以合法透明为前提、以必要适当为基础、以安全机密为目标,厘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克制应用的边界。当前,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中,存在风险范围更不可控、责任主体难以确定、风险行为更加隐蔽的高科技化难题。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克制应用的路径方面,应秉持国家在公共场域应用中的克制性理念,综合运用软硬法手段进行多元治理,通过构建生物识别信息行业风险评估机制,推动企业规制与政府规制的协调衔接,实现全方位、多层次治理。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研究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在信息的公共性基础之上,能有效改善信息个人的弱势处境,缓解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内在张力。公益诉讼制度介入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其法律依据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当前,在适用上还存在着适用条件不具体、起诉主体顺位难确定、举证责任未合理分配以及不同公益诉讼关系未厘清等问题,需要细化具体适用条件、明晰起诉主体顺位、公平分配证明责任以及整体把握不同公益诉讼的衔接与配合,从而保障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实现平衡信息主体间的利益,维护信息公共安全的目标。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民法保护构想

目前,我国没有对公民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进行专门性立法,在民事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文规定。在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中,涉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这一范畴,多是直接反映在对个人信息概念的界定中;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中存在的问题,一般采取将其纳入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中加以规范。我国这种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立法保护模式,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有关立法规定很相似,是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视作个人信息的特有类别加以保障。但随着现代生物识别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从个人信息中划分出来,已成为未来的立法趋势。应当构建和完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保障体系,构建和完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义务规范体系,完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救济路径,以进一步规范我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体系。

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从人脸识别角度切入

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科技的迅速发展与深入使用为人们生活提供了更加自动化、便捷化的生活体验的同时往往会产生一系列道德风险和法律问题。个人的生物识别信息如果被泄露或者滥用,给公民带来的不仅是财产损害,更有可能造成人身威胁。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生物识别信息的规定却少之又少,《刑法》也未将生物识别信息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保护范围内。本文以人脸识别为切入点,针对非法利用生物识别技术、侵犯公民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进行分析;阐述我国《刑法》对于生物识别信息规制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实现《刑法》对于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保护。

人工智能时代下侵犯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刑事规制路径

伴随着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的兴起,生物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与此同时,侵犯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时有存在,包括非法获取、提供、出售以及使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由于民法、行政规制的不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特殊性,故有必要对侵犯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行为进行特殊刑事规制,具体而言应将其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中,明确该罪的犯罪对象,入罪标准以及行为方式,以达到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保护。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规制研究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具有独属性、数据性、可传播性、经济性和法律性。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领域愈来愈广。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以生物识别技术为桥梁,被转化为数据存储于介质中,进而导致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泄露、滥用,严重损害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正在不断完善,本文针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所面临的风险,从立法、执法、司法的角度提出了应对风险的对策。

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原则

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具有唯一性、可识别性、高度敏感性等特征,对其不当获取、使用都会对权利人财产权、人格权等造成损害,因此应当予以特殊保护。知情同意作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领域的重要原则,在现阶段面临着难以有效保护信息权利主体合法权利的困境,一方面,信息处理者不告知、不如实全面告知,使得权利主体的知情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在未能完全知情情况下做出的同意存着效力瑕疵。故有必要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予以规范,对知情同意原则加以完善,从而更好地保护信息权利人的生物识别信息。

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及其法律保护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包括自然人的身体、生理及行为特征三个层面,直接反映自然人独一无二与不可替代性的身体本质特征,将强烈的人身属性与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融为一体。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属于隐私性个人信息,单独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可以适用于隐私权规范,但涉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数据控制者则应当适用个人信息相关规范。法律应当平衡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和自由与信息控制者汇聚、加工、处理形成的数据财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商业化利用应当置于经营者—消费者的框架之下,经营者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并经消费者/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政府机关或授权机构基于公共利益目的收集和公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时必须遵循法定程序,符合比例原则要求,兼顾收集和使用目标的实现与保护信息主体的权益。

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打造法律保护盾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但又具有收集上的不可控性与不可更改性等特点。因此,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总体趋势下,应当特别关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要通过专门立法加以规范,避免非法收集和处理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以免给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损害。

商业活动中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属性与保护

在商业活动中,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一项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的综合性权益,应当作为一项新兴权利予以保护。因为其具有的人身唯一性、高度敏感性、损害后果严重性、侵害隐蔽性等特征,所以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需要给予倾斜性保护。经营者收集使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要坚持做到:目的必要、最少收集,手段必要、最小收集,时间必要、最短维持,安全必要、最小损害。鉴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纠纷影响的规模性和广泛性,在侵权纠纷司法案件的审理中,应该对经营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损害认定不要求实质性损害或者严重精神损害,倡导采取检察公益诉讼方式进行保护。公共利益的判断,要考虑4方面因素,即涉及人数的众多、组成人员的不特定、利益的普遍性和人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在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在商业方式、技术、商品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影响着市场公平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因此需要对经营者“限权加责”,对消费者“增权加益”。

如何做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与监管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包括自然人的身体、生理及行为特征三个层面,直接反映自然人独一无二与不可替代性的身体本质特征,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以及损害后果的不可补救性。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可以分为基于公共利益目的与非基于公共利益目的两种类型,前者限于政府机关或授权机构,后者主要是商业公司及特定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的背景之下,应尽快完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管理、规制及法律救济,以促进和完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与制度构建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具有唯一性及不可更改性的特质,一旦被非法处理,将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由此催生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特殊保护的现实需求。对此,应当制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专门法律保护规范,以明确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指向及救济措施,构建系统完备的保护体系。同时,应在敏感个人信息基础上强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力度,以回应对生物识别信息产业严格规制的现实需求。综合来看,我国应构建相对独立于敏感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保护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细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规则。具体包括:明确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核心概念及宗旨、构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的特殊规则、完善非法处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权利救济机制。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公益诉讼保护路径优化

生物识别信息作为敏感的个人信息,深度体现个人的生理和行为特征。数字时代下,个人信息保护与经济价值产出之间产生对立,同时个人信息权益逐渐由个体私益向社会公益交织演变,构建优化多维的公益诉讼保护路径、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符合发展要义。坚持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行政机关守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一顺位作用,民事公益诉讼为辅,拓宽多元主体参与守护公共利益通道,创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发挥传统检察优势力量与新时期救济手段相结合,完善公益诉讼救济内涵路径、增设惩罚性规则等体制机制,符合我国司法信息保护能动治理之路。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与图书馆场景应用约束机制研究

生物识别技术在图书馆应用得越来越普遍,引起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的担忧。文章通过归纳国内外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做法,结合图书馆服务的特点,从行业标准、管理规范和服务指引等方面,对图书馆场景下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管理约束机制进行了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