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理性到人民理性——《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文本解读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主编期间围绕人民的现实生活问题发表的一篇重要的政论性文章。对此篇文章展开分析,在文本解读中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从国家理性向人民理性转变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充分阐发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的深刻内涵,并揭示其对当代中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看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

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揭露了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本质,指出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是资产阶级森林立法的灵魂,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败坏了森林立法的正义品格,从而主张森林立法应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以公益为重心,坚持普遍联系的思想。

利益与公共权力的博弈——基于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分析

利益是人的社会化需要,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第一次遭遇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对林木所有者和贫苦大众的利益冲突进行了研究,初步论证了利益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还没有厘清利益与公共权力的关系。

浅析马克思的产权正义原则——重读《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第一次对经济问题发表意见,其实质是对贫民产权及其收益权的维护,是对产权正义原则的维护。对马克思产权伦理思想以及"地产析分"的研究,对农村土地改革以至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历史地位及文本分析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撰写的一篇重要政论性文章。在该文章中,马克思无情揭露了省议会维护林木所有者私人利益的本质并第一次坚决维护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贫苦群众的利益,还首次遭遇了政治经济学的个别命题。该文章反映了马克思正经历世界观由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及其本人由民主主义者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但该文章整体处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水平,仍然属于马克思“两个根本转变”时期的过渡性文本。因此,本着回归原著的原则对该文章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及其文本进行分析和考察,对马克思“两个根本转变”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萌发与思想发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本贡献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主导话语是哲学话语,在该文中,马克思也开始使用政治经济学话语,在以哲学批判为主导分析框架的前提下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辅助分析框架。马克思在坚持从哲学层面分析“物质利益难事”的同时,使用了“劳动”“价值”和“额外价值”这些政治经济学核心话语。这些话语蕴含着马克思思想中的无产阶级立场、客观价值论和资本批判的方法。当然,这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还不成熟,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处于话语萌发和思想发端阶段。

从历史法学批判到对理性法的怀疑——青年马克思的两次思想转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观点的说明,实际上暗示了他思想发展中的两次转折和两个对手。他是从法学转向法哲学继而转向法哲学批判的,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既要克服只从法律本身出发的历史法学的保守,也要克服从抽象理性出发的理性法学的虚弱。蒂堡、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性主义法学与胡果、萨维尼所代表的历史主义法学关于德国是否制定统一民法典的争论,是马克思转向黑格尔主义并在《莱茵报》上批判历史法学派的动因。马克思认为,历史主义的反动在于其主张的“动物的法”正迎合了德国当时作为“庸人世界”的保守状况。在对《林木盗窃法》的深入剖析中,马克思意识到了物质利益对法的强大制约作用和法理的软弱无力,并对理性法开始产生怀疑。他完成两次思想转折后最终达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法学和理性法学的共同超越。

抵押权人占有抵押物时设抵人盗窃行为的认定——兼谈民法与刑法的对话

盗窃罪的法益仅按照通说难以解决具体问题,占有说又过于宽泛而不具有实用性。本文从抵押权人占有抵押物这一类特殊的情形入手,分析抵押权人占有的性质,以此正确的认识非法占有。当设抵人实施符合类型化的盗窃行为时,应该认定成立盗窃罪,但这就需要重新确定盗窃罪的法益。抵押权人占有抵押物时设抵人盗窃行为的认定,关联了民法与刑法,本文从前述的具体的案例出发,认为民法与刑法有对话的必要,并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秘密窃回被国家机关扣押的本人财物的性质认定

行为人采用秘密窃取手段将被国家机关扣押的本人财物取回的行为,侵犯了盗窃罪的法益,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并使得国家机关遭受了财产损失,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当财物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时,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特定情况下也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论处"的原则,应当以盗窃罪定罪量刑。当财物处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时,则只构成盗窃罪,而不构成其他两罪。

能源公正语境下的马克思“物质利益难题”探析

“物质利益难题”是马克思面临法的理性与物质利益冲突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对物质利益难题产生困惑并进入其研究视野,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坦言:“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主要指涉三方面事件: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莱茵省与《莱茵报》记者关于摩泽尔农民贫困状况的辩论,对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争论。这些辩论都指向“物质利益难题”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应然”预想与德国社会“实然”现状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可概括性地理解为理性精神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纠葛[1]。

关于马克思无产阶级观的形成——读书笔记

一、马克思是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他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使命的不断加深的认识,是我们解析这一转变过程的重要线索,而马克思从1842年在《莱茵报》上开始笼统地论及群众,到1844年他在《神圣家族》

马克思关于森林法的道义辩论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的评论,对普鲁士封建主义法律关系和道义观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一次公开维护贫苦民众的人权和物质利益,尖锐地抨击了议会辩论维护林木所有者等级特权、背离法理和道义的行径。评论不仅显示了马克思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逻辑力量,而且突破德国思辨哲学的空泛模式,从意识形态深及现实社会的经济领域,直入法理和正义的根底,并开启了他终其一生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

从“穷人的习惯法”管窥青年马克思宗教思想观念之剧变

《圣经》要求善待贫民的律法十分丰富。"摩西律法"由于有时内外有别,在犹太教具有一定的民族狭隘性。耶稣的言传身教突破了犹太教的这种狭隘性,但因其强调对上帝的信靠和对天国福乐的期盼,具有较强的彼岸性。《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作为青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重要的法学评论之一,其"穷人的习惯法"思想是从法学的角度对犹太基督宗教善待贫民的律法和文化传统的扬弃,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此阶段剧变中的宗教思想观念。

法博士信箱

有精神病人在场的是否认定为盗窃法博士:张某与李某相熟。一天,张某来到李家,李家只有一个精神病人在家(张某明知),张在精神病人面前"拿走"李放在柜中的5000元人民币。请问,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黑龙江高健福高健福同志: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萌发

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期间遇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使他对黑格尔主义的国家观产生怀疑,他意识到私有制对国家和法具有重大影响;对城乡权利分开问题的讨论使他认识到法律只能是现实关系的反映,关于普鲁士等级委员会和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问题的讨论让马克思确信,是私人利益关系决定国家关系;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完成了第一次思想转变,颠覆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唯物主义国家观,并把作为市民社会核心的私有制的本质概括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标志着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初步形成。

从“定在”描述到“历史科学”——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系统论表达

普遍主义与理性主义、规范性与总体性是体系观念的主要特征。青年黑格尔派的反体系进路表现为把“现实”视作优先性的哲学概念,并以异化与分裂实现社会批判,但并未将反普遍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反规范性与反总体性集于一身。青年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采用了既有知识的跨领域交互描述方法即“定在”描述法,以破解黑格尔遗留的抽象决定论难题。这种方法使既有知识发生陌生化和自行重组的积极变化。马克思因此遭遇既非“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也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现实,由此开启的历史与现实之问或动力学之问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定在”描述发展为“历史科学”以后才有了答案。在“历史科学”的定义中存在类似稳态说明和阈值约束的系统论表达。从“定在”描述到“历史科学”的过程与一般系统科学的形成过程存在相似性,因此由反体系哲学向系统化、科学化的“历史科学”的转变过程,应看作哲学革命最直接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