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方族群法与东亚法文化圈的关系:以盗罪倍赃制的传播为中心

文化圈的形成,必有一些纽带与媒介起作用,北方族群法在古代东亚法文化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如此。北方族群法与中原法的关系相当复杂,有彼此交融混合的一面,而有些日本学者却过于强调它们的“冲突”。以北方族群法为纽带,在东至日本列岛,西至中亚,北到草原大漠,南到中南半岛之内的诸文明,联合而成一个东亚法文化圈。在此文化圈内,由于具体文化、环境、社会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同源性制度又发生变化,在同一性中发展出多元性。

汉初盗罪述论——以张家山汉简为中心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传世文献,剖析了汉初盗罪的构成。与秦代盗罪比较,汉代关于盗罪的制度设计,与秦律既有沿袭关系,也有变革,并非“汉承秦制”四字所能囊括其意。

刑法应增设亲属相盗罪

亲属相盗属于亲属间财产侵害行为的一种,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传统刑法和现代刑法中都有关于亲属相盗减免处罚的特别规定。为此,应修改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把亲属相盗行为设定为自诉罪,并对之减轻或免除处罚。

唐律盗罪侵犯形式及其犯罪构成

唐律的盗罪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在最广义的概念上相当于现代刑法的侵犯财产犯罪。盗罪对于财产的侵犯形式不仅指"取非其有"的取得,还包括"毁非其有"的毁弃,此外还有两种行为结合构成同一犯罪。唐律盗罪立法从刑事政策和一般预防的需要考虑,以较重的刑罚惩治贪欲性强、发案率高、危害性大的取得型盗罪。

清太祖朝“窃盗罪”探析

清太祖朝"窃盗罪"在法律方面规定:对真正"微贱者"主要采取肉体刑,并呈现逐渐严苛化趋势;对于非真正"微贱者"的官员主要采取财产刑。在实际施刑方面:因受到军功、身份地位,民族成分,政策规定,尤其是努尔哈赤个人情绪化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量刑时也经常发生逾越法律规定、变更其惩罚力度的情况,造成"窃盗"之法的公正性权威受到了严重侵蚀。这迫使努尔哈赤晚年不得不采取通过关闭当铺、禁止放债和限制买卖活动等"经济法"的间接举措,来解决窃盗案件频发的社会问题。

秦汉时期“盗罪”的犯罪构成研究

盗罪作为我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既是封建社会治理中需要解决的主要犯罪问题,也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的主导立法统治思想的源泉。秦汉时期盗罪的表现形式多样,范围较广,行为人采用的犯罪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立法者对于盗罪的分类和制定的相应刑罚也是细致入微的。通过研究秦汉时期的盗罪在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的区分及在立法中的体现,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盗罪制度和盗罪犯罪构成体现的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

论古代盗罪

本文按照历史研究法,研究我国古代盗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与规则,以及盗罪的界定及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对古代盗罪的分析与研究来探讨其所蕴含的立法层面的现实指导意义。

秦汉盗罪及其立法沿革

将张家山汉简《盗律》与相关文献记载相结合 ,通过汉《盗律》与唐律的比较 ,可以看到秦汉时期各种类型的盗罪的特点及相关立法 ,《盗律》的沿革轨迹也是清晰可见。

唐以前盗罪之变迁研究

尽管名称不一,但盗罪无疑是古今刑事法律均极为关注的罪名,今人也习惯于以财产性犯罪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盗罪。然而,在中国文字初创之时,“盗”其实是泛指“不正”“不当”之义的词汇;至战国时代,才被相对明确地用来指称侵犯财产的行为,但其“不正”“不当”之义也并未完全消失。此种日常语义的多层次性也影响到战国秦至汉代的法律对盗罪的设计,使盗罪一方面以非法取财为主旨,另一方面又保留着超越财产性犯罪之概念限定的可能,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含义复杂性。至魏晋南北朝,立法者们虽试图对盗罪予以分化或净化,但由于“盗”字的日常语义依然具有多层次性,作为法律术语之盗罪的含义复杂性也无法彻底改变并最终遗留在唐律之中。

中国古代盗罪犯罪对象研究

与现代刑法通常以犯罪对象的价值作为盗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不同,古代法律对于所盗对象,则根据体现的社会关系、自然属性、控制方式、保管状态、可流通性以及所有权的主体等方面进行明确区分,并历史地体现出这些划分的立法规律。对于判断犯罪性质,区分不同罪名,认定计赃数额,确定刑罚适用具有相当复杂而重要的法律意义。

家庭成员及近亲属间盗窃罪中外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对中外刑法中关于家庭成员及近亲属间盗窃罪具体规定的比较分析,探求各国对近亲属间盗窃本质认识的差异,同时结合中国刑法中有关的具体规定,研究亲属相盗罪的中外差异及相暗合的内容。

治盗之法尽而盗不止——中国古代“盗”罪之考论

中国古代多以严法治盗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不同的历史时期,治盗的效果也不相同。西周早期出现了"成康之际"、四十余年"刑错不用"的社会安宁状态。殷末则是"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发展较西周为快,却呈现出"王者之道莫急于盗贼"的社会混乱局面。秦代以坚实的经济基础,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大力推行秦法,收到了"六亲相保,终无寇贼"的社会效果,却导致了"一夫作难而七庙坠,身死人手"的亡国下场。西周早期、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盛世、明朝初年等时代的社会安定,均采取了对庶民施行仁政德治、减轻负担的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庶民的生活、劳动以及参与政事的权利。但考察发现盗窃的发生与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的盛衰不成比例关系。统治者在大力培养和提高社会道德素质的同时,严格公正执法,打击盗窃犯罪行为,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几千年封建社会以"私天下之利"为立法原则,从而出现"治盗之法尽而盗不止"的现象。

《大明律》中的“盗”罪研究

《大明律》中规定的“盗”罪包括有盗窃、抢夺、抢劫、敲诈勒索、诈骗等,这些规定既继承了《唐律》的有关规定,也有细微的变化。通过分析这些规定,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法典中对这些犯罪的立法规定,同时也可以将其与今天的刑法做一些比较,得出有关刑法的立法技术及模式的有益启示。

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探究——由儒家到法治的视野跨越

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都不能忽视的所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但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而且对于完善刑事法律，对于实现刑事法治的价值目标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从新的视角考察，以中国法为主线，由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对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的考量到现代意义的法治理念对此的法理思考与制度设计，兼考域外相关理论与立法司法实践的积极效用，以期对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作以新的解读与完善方面的思考。

罗马法中盗窃罪的探讨

古罗马时期为保护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关系,古罗马法中的盗窃罪对盗窃行为、主观意图对犯罪的认定、犯罪对象、提起诉讼和处罚都定了完备的规定,对后世刑法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论入户盗窃

"入户盗窃"入罪,有其立法正当性与合理性,对"入户盗窃"的界定应从入户盗窃行为本身的特殊性来把握。在现有司法解释对"入户盗窃"的解释下,应当进一步理解"家庭居住"、"相对隔离"、"非法入户"。行为人在户内窃取财物,其盗窃故意即使产生在非法入户后,也应成立"入户盗窃"。入户行窃时户内无人的以及以欺骗方式入户行窃的都成立"入户盗窃"。"入"行为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

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也发生相应变化,新确立不孝罪和赃罪,盗罪有所改革。农耕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需要精耕细作,依赖年复一年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于是国家用法律确认家长制家庭,维系小农经济再生产,这是不孝罪产生的基础。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农耕政权需要稳固的职官系统维系,职官系统对廉洁的需求催生了赃罪。农业政权下,公共财物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价值,所以更侧重保护公共财物,对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不再遵从游牧经济时更注重保护私人财物的传统。经济变迁促进法律革新,法律反过来也保障经济发展。

盗窃还是诈骗? ——“调包”案件的犯罪认定问题

形形色色的调包案件,一般被害人并没有转移财产的占有也没有转移占有的意识,不宜认定被害人有处分行为,故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褚剑鸿所言:“苟欺罔他人,使其财物上之支配力一时弛缓,乘机攫取,在被害者即属无交付财物之决意,则非诈欺取财而为窃盗。如乞借包袱作枕,暗将石块调美元,固属诈欺手段,但借给钱包者,并非有交付财物之决意。换言之,即非为财产上处分之意思表示,当然不成立诈欺取财罪,而应以窃盗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