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目标增长率、征税努力与企业创新

作为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收入目标增长率是理解我国企业经营绩效和创新水平的重要视角。本文利用2008-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与政府工作报告中财政收入目标增长率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收入增长目标率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收入目标增长率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这一抑制效应主要集中在财政收支缺口小的地区、中小型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的工具变量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入目标增长率通过加强税收征管抑制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本文对理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为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试论根据目标增长率和资本系数确定投资规模

投资规模膨胀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通病和痼疾,如何控制投资规模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阐明在实践中确定适度投资规模的一种新思路。我们认为,投资规模适度的含义是:投资规模不小到引起现有资源大量闲置和未来经济增长乏力的程度,也不大到现有资源供求状况过度紧张和严重影响目前消费的程度。即适度投资规模必须在现有国力的限度之内,较好地兼顾目前消费和未来经济增长这两个经济目标。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促进了资本流动吗——基于企业跨地区投资的视角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否缓解这一局面、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通?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行为衡量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促进资本流动,表现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的比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提高了政府放权意愿,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进而促进了企业跨地区投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地区行政壁垒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及民营企业样本中,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制度性政府行为影响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为当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思路。

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增长目标制定与管理,是党和国家引导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大实践。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历程,提炼了其中的关键事实,进一步地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了经济增长目标产生实际经济效应的机制,进而基于文献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取得成功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其所产生的一系列副作用的原因,构建了能够同时解释其正负作用的统一理论框架。最后,本文对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府经济发展目标管理体系进行了展望。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匹配2005—2021年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经济增长目标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地方官员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决策和地区市场进行干预,加剧了企业资本要素过度投资、提高了企业垄断利润,是高经济增长目标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资本与劳动替代效应更强、受到政府干预程度更大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经济增长目标的经济效应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并对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管理、地方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机制以及促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政策启示作用。

增长目标约束如何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在对增长目标约束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数字基建”)二者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28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增长目标约束如何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发现:(1)增长目标约束将通过政府关注效应和资金支持效应促进数字基建,软约束可以显著促进数字基建,但硬约束则相反。(2)增长目标约束对于数字基建的影响受到市场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市场化水平越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增长目标约束对于数字基建的促进作用越强。(3)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增长目标约束对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数字基建水平的促进效果更强。同时,增长目标约束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仅在2012年后成立,且负向的社会绩效反馈差距比正反馈对数字基建的提升作用更大。以上结论有助于理解政府在数字基建中承担的角色,为更好促进数字基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杠杆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保持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不可避免在微观企业层面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利用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企业杠杆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提升会促进辖区内企业“加杠杆”的行为;第二,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会加剧企业杠杆分化程度,经济增长目标提升幅度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程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第三,在政府隐性担保和金融分权的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杠杆分化程度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剧。因此,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注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考核,减少政府隐性担保和规范金融分权,这些举措将为“结构性去杠杆”政策营造更适宜的外部环境。

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地方债务规模扩张——基于逐顶竞争的视角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行为特征和影响研究已有很多,但探讨城市之间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横向竞争策略及其债务扩张效应的研究仍然匮乏。文章构建数理模型论证了在兼顾绩效收益和风险成本的综合考量下,完全对称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博弈将促使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同时存在逐底竞争动机和逐顶竞争动机,且以逐顶竞争动机为主。通过改进空间权重矩阵,文章基于2005—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构建非对称反应模型进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空间分解,验证并量化了逐顶竞争效应。进一步匹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融资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省内城市间经济增长目标逐顶竞争会显著推高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债融资概率和融资规模,以信托融资为主的非标债务融资虽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但非标债务融资的担保圈形成概率显著提高,从而助长了区域性、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文章指出了在自上而下的纵向“层层加码”以外,同级政府之间横向逐顶竞争也是造成经济增长目标居高不下的根源,进而通过基建压力向隐性债务风险传导,这一结论为未来进一步优化绩效考核、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改进方向。

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外商投资结构优化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途径,而实现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则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利用商务部外商投资管理平台公布的外资企业设立信息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其外商投资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会促使该地区引进外资中的高技术产业占比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和服务业的外资结构优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负向阻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从增加传统要素供给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扩大土地供给会促使制造业外资结构优化,但对服务业外资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从促进优质要素形成的视角来看,财政支出扩张引致的教育和科技支出增加对吸引高技术外资和促进外资结构优化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新发展格局下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体制和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研究目的:利用2006—2021年全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呈现明显的负向影响效应,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克服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2)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减缓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负向影响,且后者的调节效应更强。(3)经济增长目标存在明显的自上而下逐级加码现象,且目标加码行为会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抑制作用。(4)当目标约束程度为一般约束和硬约束,以及目标完成情况从未完成、正常完成到超额完成时,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负向影响显著且逐渐增强。研究结论:进一步淡化GDP增速在官员绩效考核中的重要性,尽量采用“留有余地”的软约束方式设定经济增长目标,重视环境规制的约束作用。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与企业过度投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重视角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为了明晰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资源配置过程,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缓解企业过度投资,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以及对市场环境变化更加敏感的企业中,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3)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干预强化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而官员考核体系转变则削弱了上述负向关系。(4)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抑制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企业研发投资。

中国企业增值税税负周期性研究:基于地方政府增长目标的视角

近年来,全球减税浪潮、新冠疫情冲击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加剧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国经济增速趋缓。除了继续深入推进减税降费工作,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以财政政策为主要手段,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本文以最大税种增值税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增值税税负周期性是否体现了逆周期调节。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实证发现了中国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繁荣期和经济衰退期呈现顺周期性,国有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衰退期无周期性,而非国有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衰退期呈现顺周期性。通过渠道检验,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增长目标通过扩大生产性政府支出增强了非国有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衰退期呈现的顺周期性。本文不仅为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重点方向,还为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提供了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目标、资源错配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梳理了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政府行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与间接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问题后,经济增长目标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对东部地区的阻碍作用更大。传导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通过引发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且相较于劳动力错配,资本错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效果更为明显。经济增长目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作用在经济增长目标高于实际经济增长与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省份中更突出。

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污染:效应及渠道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地方政府有动机和能力干预辖区内企业行为,因此,剖析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微观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构建考察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企业排污行为影响的系统性逻辑框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监测数据,在识别总体影响效应的基础上,基于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地区特征和时间特征进行异质性探究,并从规模渠道、技术渠道和结构渠道检验其微观影响作用方式。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倾向于强化企业污染行为;(2)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于非国有企业、污染密集型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和环保压力小的企业以及处于“科学发展观”提出前和经济下行期的企业影响相对更大;(3)扩大企业规模、阻碍技术进步和扭曲能源结构是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作用于企业污染行为的主要影响渠道。据此提出,不断完善目标管理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良性竞争,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是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究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困境的有效方式。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与地区技术创新——基于目标承诺视角

在“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下,如何通过经济增长目标系统管理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地区创新活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结合全国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对地区创新的影响取决于地方政府目标承诺情况。在高目标承诺下,经济增长目标调整有利于提升地区创新水平;而低目标承诺将使得目标调整对地区创新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三元框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当目标非理性上调、在地区内相对排位较高且地方政府追逐“层层加码”时,低目标承诺下的目标调整对地区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同时高目标承诺下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创新效应受到相对挤出。因此,地方政府不仅需要根据“稳增长”目标进行经济增长目标适调微调,更应确保经济增长目标符合地方经济资源禀赋,消除经济发展短期导向,稳定辖区内企业创新预期。

经济增长目标与专项债务限额使用

作为近年来增量最大的财政资源,专项债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手工搜集整理的2015—2021年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对专项债务限额使用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能够促进专项债务限额使用率的提高,这一结果在经济增长目标为硬约束或者存在“加码”行为时更为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提高来加强专项债务限额的使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专项债务限额使用率的正向影响在距省会城市较近、晋升竞争压力较大以及东中部地区的地级市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体系的完善和专项债务管理制度的优化提供了政策参考。

论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投资效率

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将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及投资效率,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笔者选取2009—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测算出企业过度投资程度,将其与我国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相匹配,实证检验了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经济增长目标显著促进了企业过度投资,并且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可为当前我国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投资管理职能、更好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提供政策启示。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资源错配与市场整合———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价法”和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8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数据,构建“商品-城市-时间”维度的市场整合指标,结合各地级市的经济增长目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识别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商品市场整合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显著驱动了商品市场整合,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1%,商品市场整合程度将同比提升,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劳动资源错配是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商品市场整合的重要渠道,资本资源错配的渠道效应不显著。异质性及动态分析表明:对于增长目标设定较高、财政分权程度较低、技术差距较小以及距上海港较远的城市,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商品市场整合的影响更明显。“新常态”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商品市场整合的边际激励效应有所提高。当经济增长目标未能如期完成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商品市场整合的边际激励效应有所下降。研究结论对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的政策启示。

榆林市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成为各地政府关注的焦点。榆林市,作为一个在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寻求平衡的典型城市,其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备受关注。本研究通过对榆林市的实证研究,试图深入理解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系列优化建议,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如何理解2024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及主要宏观政策安排?——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202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了2024年主要经济预期目标,并对重大宏观政策做出安排部署。2024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5%左右”,与去年增速目标持平,也与去年5.2%的实际增长水平相近,符合市场预期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继续强调“稳中求进”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以进促稳”。这意味着保持中高速增长水平受到进一步重视。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设定“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符合普遍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