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目标—工具”分析框架下农民工就业政策研究基于省级层面政策文本

以2015-2022年省级层面436份农民工就业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政策“目标-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采用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进行编码,统计政策文本特征,并进行政策目标维度和政策工具维度分析。研究发现:省级层面农民工就业政策缺乏完整、独立的体系,政策工具组合不均衡,政策目标结构失衡,政策工具细分占比差异较大。因此,需要完善农民工就业政策体系,强化政策工具组合效应,平衡政策目标结构,适度均衡政策工具细分占比。

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乡村振兴政策文本计量研究

以2018—2022年中央部委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分析为各层级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按照“宏观层面之总览—中观层面之建构—微观层面之量化”的逻辑进路,对近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并构建政策文本二维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152份中央部委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编码,得到2630个政策文本分析单元,分类统计和文本内容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分布不均衡。从政策目标来看,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依次呈现从高到低的占比分布;从政策工具来看,需求型政策工具显得不足。应秉持先突出重点目标后全面均衡发展的思路,优化调整各类型政策工具的结构,既要基于各要素特点组合施策,也应鼓励多元协同创新。

城市智慧治理何以驱动——基于“工具组合-目标匹配”框架的政策分析

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智慧治理的转向逻辑蕴含在相关政策中,集中体现为政策工具组合及其与政策目标的匹配关系。基于政策工具分析的权变主义视角,在“工具组合-目标匹配”框架下,采用内容分析法对136份政策内容进行深入解读。研究发现,7个政策目标呈现出6种兼具趋同性和差异性的政策工具驱动逻辑。这种趋同性体现为对“策略性措施+信息科技”工具组合的偏好,而工具偏好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最终导致了政策工具组合和政策目标一定程度的错配,形成“路径偏差”。应在明确政策工具优劣势互补的基础上,建立以目标为导向的工具运用逻辑,发挥政策工具组合效应,以实现城市智慧治理政策价值。

精准还是脱靶: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适配性研究——基于大气环境规制政策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大气环境治理政策目标的成效关键在于选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但政策工具是否一定能与其设定目标精准对接?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能够深入探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性问题。通过分析31个省级行政单位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匹配情况,发现高水平政策目标不可仅凭政策工具的单项施行所实现,而是多元政策工具综合配置的结果,同时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波动性,在绝对精准与全然偏离的连续谱系间存在多种适配可能性。研究结论有助于阐释在实现政策目标时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效应和联动匹配模式,深化在复杂环境中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关系的理论探索,为推动高质量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实践启示。

中国芯片产业政策“目标—工具”匹配研究——基于文本量化分析

以1978—2020年我国中央政府颁布的芯片产业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提升我国芯片技术创新动力、加快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的视角出发,构建政策“目标—工具”分析框架,并进行政策文本内容挖掘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芯片产业政策目标重点关注应用创新,以积极推进芯片科技与经济社会融合,而对基础研究关注较少;较多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以满足生产要素供给和外部环境保障,而需求型政策工具相对稀缺;政策目标多宏大性、少具体性和操作性,目标与工具存在数量和结构错配。最后,对其背后的原因和逻辑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医联体建设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目标—阶段三维框架

医联体建设是实现医疗资源合理配置与均衡分布的重要策略,在我国医疗体系改革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以近10年我国出台的医联体相关政策为研究对象,从“工具—目标—阶段”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医联体建设政策工具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导,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数量相对较少,存在政策工具比重失衡现象;政策目标更加偏重于服务和管理协同,在利益和责任协同方面缺乏明确且规范的政策指导;医联体建设各阶段的政策内容整体趋势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缺乏创新性和适应性。因此,迫切需要通过调整政策工具结构、完善多目标协同政策体系、探索医联体政策的新模式来突破现有的发展困境,进一步推动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医疗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教育供给政策“目标—工具”匹配研究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补齐老年教育供给政策短板,对有效提升老年教育的专业化和可及性、赋能老年人的持续社会化以及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从“实践现状”“政策文本”“国外经验”等维度出发,丰富了老年教育供给政策的可选择性,但由于没有重视政策目标的导向和规制作用,易导致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公共政策保障能力的脱嵌。借助政策工具理论,从“政策目标”维度出发,聚焦老年教育供给的“扩容”和“挖潜”,用自愿型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强制型政策工具等三种工具的有机组合,建构老年教育机构准入的引导机制、老年教育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促进机制、以及老年教育供给绩效的评价机制等三项机制,积极破解“准入关”“发展关”“考核关”三大政策问题,以期进一步优化老年教育供给的活力与秩序,更好地实现老年人受教育权的公平和可及。

政策“工具-目标”下的中韩数字经济政策对比分析

以中国和韩国2004年9月—2023年6月颁布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从政策“工具-目标”视角出发,综合运用Python语言和Nvivo12软件,基于文本计量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对比中韩两国数字经济政策特征。研究发现:(1)中韩两国虽然在政策主题方面都重视投入基础设施、技术、数据等要素,但中国更关注资源整合、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升,而韩国则侧重于通过投资引导推动各产业的数字化发展;(2)两国在政策工具维度方面也有所不同,中国缺乏需求面政策工具的使用,韩国则缺乏环境面政策工具的使用;(3)政策目标维度方面中韩两国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中国以基础设施、目标规划和组织领导支撑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韩国则以技术支持、技术创新和安全监管推动数字产业化和数据价值化。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适时调整政策目标,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深化产学研合作,强化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通过构建完善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全国大豆种植户的微观证据

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是我国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大样本面板数据,在测算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基础上,分析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003-2019年,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逐年提高,但增长率较低,年均增长0.834%;补贴政策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是存在明显的时间异质性,影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种植规模较大、非纯大豆种植、兼业程度较低的农户而言,补贴政策改革的效果更加明显;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增效应;补贴政策改革会通过提高农户生产性投资积极性、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水平和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来提高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由此提出应坚持以大豆生产者补贴为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提高大豆生产的规模化水平,以此扩大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效果;提高政策的瞄准性,实行异质性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效率。

乡村振兴对安徽民宿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兼容性研究

基于2010-2021年安徽省市域数据,利用熵权法评价乡村振兴各维度水平,运用贝叶斯时空分位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地区和不同分位水平下乡村振兴对民宿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振兴各维度对民宿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产业生活在各地区普遍表现出较高的显著性,乡风文明在各地区表现出的显著性普遍较弱,生态宜居的正向影响在皖南地区表现最显著,而治理有效的正向影响在皖北地区表现最明显。乡村振兴各维度对民宿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存在显著的分位效应,在影响边际上,产业生活呈现“倒V”型,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逐渐增强,治理成效逐渐下降。

中国种业政策:目标演进与工具适配

种业振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种业发展。本研究从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适配视角出发,采用“创新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对1986-2022年的195份中央层面种业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种业政策目标及时回应了种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和关键问题,环境型和供给型工具与创新链环节政策目标适配度高,但是存在需求型政策使用不足、环境型与供给型工具子类型使用不均衡等问题。应进一步细化和优化政策目标,强化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优化种业政策子工具类型结构,加强法规管制类工具的执行力度,增强种业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协调。

健康中国行动的政策逻辑与适配:基于“目标—工具”框架的分析(2019—2023)

本文应用“目标—工具”分析框架,对中央层面2019—2023年颁布的“健康中国行动年度工作要点”文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健康中国行动”的政策工具选择、运用逻辑及其与实践目标耦合和适配的特征如下:(1)构成型政策为基础政策工具,选用比例高;(2)分配型政策与规制型政策作为常用匹配工具能够实现“健康中国行动”指引与调控的双重任务目标;(3)再分配型政策工具使用率相对较低。未来健康中国行动开展需要进一步着眼于政策工具与行动目标的适配性,加强多种政策工具多位一体和联动运用,动态优化工具匹配秩序,同时注重实质性工具与程序性工具相协同。

基于“工具-目标-阶段”三维框架的江苏省智慧养老政策文本分析

通过政府网站和北大法宝等数据库搜索获取江苏省智慧养老相关政策文本,使用NVivo分析软件,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发展阶段3个维度对经筛选后得到的63份江苏省智慧养老政策文本进行编码,根据分析框架对Y-X轴、X-Z轴、Y-Z轴参考点进行统计汇总。研究发现江苏省智慧养老政策中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运用较多,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待加强,此外,具体政策工具中的“人才培养”“资金支持”“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和“合作交流”也需重点强化。

政策工具视角下残疾人就业政策研究——基于31份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迈向共同富裕最为直接的路径。残疾人就业政策是促进和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制度依据。通过内容分析方法,构建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两个分析维度,使用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31份国务院发布的残疾人就业政策样本进行分析,探讨残疾人就业政策体系的内部逻辑、政策工具分布以及政策工具模糊性的问题。研究发现,残疾人就业政策表现出路径依赖、政策高模糊性和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之下,提出调整政策工具结构、促进政策精细化和落实社会责任三项建议。

农地流转的政策目标、现实挑战及对策建议

自从我国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地的分散化和碎片化随之形成,小农户家庭经营模式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流模式。当前,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人地分离问题的加剧,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演化为农地流转制度的创新,而农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取决于能否形成系统化的农地流转运作体系。不过,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也出现了农地流转价格高、村集体角色定位模糊、离乡不离土等诸多问题,因而亟须对当前的农地流转体系进行优化,如优化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和政策扶持体系、明确农地流转中村委会的角色定位和构建完善的农地退出机制等。

江西省红色基因传承的政策目标及演进逻辑——基于2017年以来的文本分析

红色基因传承是党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战略。聚焦于其政策目标及其演进逻辑,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17-2022年江西省红色基因传承的167份政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江西省红色基因传承目标已经集中于如何实现高质量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其政策目标的内在渐进逻辑为探索-实践-提升。并将“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作为根本遵循,围绕高质量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等基本目标构建传承框架。本研究基于文本量化视角厘清了江西省红色基因传承实践,认为其既要持续注重红色基因传承的社会全覆盖,又要不断建构高品质的红色基因传承高线,综合推进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建设。

政府规制工具变迁逻辑及其与政策目标适配路径研究——基于出租车政策的内容分析

实现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匹配是达成政策预期效果的基础,政策工具历时变迁可为实现这一机制提供历史经验与启示。通过构建“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并对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规制工具历经了新旧政策工具重叠期、政策工具运用波峰期、政策工具结构性调整期等阶段,并在制度背景、政府能力、技术变革等因素影响下,总体呈现出社会性规制工具占优并稳定成为主体的趋势。因政策客体属性模糊、政府考核机制失当、政策工具冲突及规制主体权责交叉导致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间不适配,体现为政策工具非均衡分配、典型工具缺失及政策工具存在结构性矛盾,影响了政策工具效果发挥及政策目标实现。据此,规制者应坚持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立场,借以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理顺权责关系,构建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并以信用监管为核心加速政策工具创新与组合运用,从而实现出租车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匹配以提升其规制绩效。

层层加码与层层递减:不同类型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权变逻辑

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层层加码的现象由来已久且较为普遍。基于不同类型公共政策主要直接功能存在的差异,对规范性、分配性、导向性等3类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监控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的表现和结果展开分析,从利益逻辑、行为逻辑、制度逻辑探寻行为背后的逻辑动因。要消解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现象,应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并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健全公共政策执行者激励相容机制,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目标群体的民主法治监督能力和公共舆论客观理性,在减少政策执行层级的同时加强跨层级治理。

众创空间的政策反馈研究

基于政策反馈理论,以全国数据为样本,探析达成众创空间政策目标的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资源效应、解释效应、演化效应、学习效应和营商环境能够以组态形式达成政策目标;解释效应是达成政策目标的关键核心条件;不同政策目标所需政策资源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各政策目标均产生了5条组态路径,可归纳为3种构型,即并驾齐驱型强调全要素政策资源配置;主动有为型注重解释效应为关键基础;辅以其他政策资源,无为而治型则倾向于依赖市场运行机制,鼓励自由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