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发展与述评

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主流理论之一,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已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解释公共政策过程中政治与政策的复杂互动。该框架指出:针对某一目标群体的政策设计受到该群体政治影响力和主流社会对其社会形象认知的影响,政策设计又具有影响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该框架揭示了社会建构、政策设计、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回应了政策过程中"谁、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的重要议题。该框架被广泛应用于不同政策领域,经过学者们的检验、批评与争论,获得不断完善与发展,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和政策过程具有重要启示。

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如何转化为公共政策——一个政策议程嵌套的解释框架

通过借鉴经典政策议程设置理论,本文对目标群体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框架"目标群体命题"做了进一步理论扩展和实践应用。研究认为,从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迈向最终公共政策的过程,需要从目标群体属性、制度环境、行动者及其话语策略来探寻政策议程转化的理论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中不同的行动者基于一定的制度环境,通过运用各种话语策略将自己赋予目标群体的理念进行包装与推销,在形成主导性话语优势和"社会意义"的基础之上,使得与目标群体相关的社会问题能够成功地引起决策者的注意,纳入政府议程,最终实现"观念"的制度化。以9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农民工管理政策变迁的考察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流社会对于农民工从"负面"到"正面"的社会建构是如何不断地渗透、形塑、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命运安排。这也意味着,我们以往单纯基于社会事实论而形成的政策科学理论需要进一步重新予以审视和反思,否则,社会建构所承载的意义象征和符号形式将会作为"政策不平等"的起源,支配着现实生活的不公。

教师道德形象建构与政策设计——基于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理论

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理论是20世纪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主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针对某一目标群体的政策设计与主流社会对其的正面或负面形象相关,并通过政策设计分配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负担。道德形象是教师的形象之一,采用目标群体社会建构及政策设计框架理论分析典型教师道德形象如何被社会建构,进而影响政策设计,且通过教师群体在政策设计中的利益和负担分配体现出来。梳理圣人化、妖魔化与人性化的教师道德形象的由来与发展,探讨不同的教师道德形象与教师政策设计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可以看出,教师群体的道德形象为社会文化所建构,其影响教师相关政策的出台,又受国家政策引导和社会监督。

社会建构形象何以影响随迁子女入学——基于广州市政策设计过程的分析

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是确保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制度保障。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形象是影响政策利益差异化分配的重要因素。基于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文本,尝试分析随迁子女的社会建构形象,并从政策利益分配、政策论证策略和政策路径选择三个维度探究社会建构形象如何影响随迁子女入学。研究发现,社会建构形象赋予了相关群体不同水平的利益分配标准,政策设计者综合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策略,分别为不同群体贴上了“可得”和“不可得”的政策身份标签,并最终通过差异化的政策路径实现了随迁子女内部差异化利益分配结果的固定。

社会建构、反馈效应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停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屡次提出研究和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方针策略,然时至今日,全国性的延迟退休政策尚未出台。以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理论为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以1951—2021年54份中央政府文件为样本,考察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如何通过反馈效应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进程,研究发现: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被正面建构且因政策受益,产生正反馈,政策长期仅适用于该群体,普通劳动者被正面建构但因政策受损,产生负反馈,以致全国性政策无法出台,政策陷入停滞;而正反馈效应长期积累促使社会建构转向,社会环境因素改变政策认知,进而推动政策进程。因此,政策制定者坚定决心,不断优化政策设计,回应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转向;党和中央政府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吸纳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塑造公众政策认知;地方政府积极开展政策试验,总结经验教训,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加快政策进程。

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与中国住房政策设计研究

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城市居住设施不断更新换代,住房消费和财富飞速增长,住房不平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住房制度安排及其改革是重大利益关系的设定和调整,会造成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是造成住房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令人遗憾的是,不同社会群体为何适用差别化的住房政策对待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国内外既有研究有助于理解我国住房政策过程,但未能充分揭示和解释为何不同群体被动态施以差别化住房政策安排和对待。

群体性抗争事件中的政策设计与社会建构——以乌坎事件的处理过程为例

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现有研究主要从资源动员、政治结构与机会、策略框架等角度研究抗争的过程、结果及影响。对于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在处理群体性抗争事件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却鲜有研究,本文以相关政策文本为基础,分析政府处理群体性抗争事件政策的基本特征,解释其政策设计的基本逻辑,并结合乌坎事件对其进行验证性分析。研究发现:政策目标、目标人群建构、规则框架、政策工具设计、执行机构等政策要素的设计过程中,都存在明显的有效性内在假设。一旦部分假设条件不成立,就易出现"政策失灵"现象,乌坎事件平息前的处理过程恰好验证了这样的分析框架。最后,提出政策设计应该区分不同事件中抗争主体的方案完整度、组织化程度、冲突程度、信息可达程度、抗争对象的态度反应等因素,实行基于过程的动态管理。同时,在差异化的具体情境中,重视社会建构的政策设计要素,适当采用开放互动式的政策设计模式,吸纳抗争主体参与政策设计,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以及决策参与权。

促进民主的公共政策:政策设计与社会建构理论述评

政策设计理论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的实质性内容,谋求政策质量的改善。美国学者施奈德和英格兰姆将社会建构思想引入政策设计的研究中。通过分析在政策目标群体或知识的社会建构主导下,各种决策背景中的政策设计对于民主的促进或阻碍影响,目的在于倡导一种能够整合问题解决、民主价值、公民精神和社会正义等多种价值的政策设计规划,推动社会民主治理的发展。

新加坡与韩国社会企业政策设计比较研究——基于社会建构的理论视角

社会企业在帮扶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专门政策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 从社会建构的理论视角出发,可以看到影响新加坡和韩国社会企业政 策设计的相关因素、政府政策对社会企业的社会建构产生的影响以及 这些因素如何导致社会企业产生相同或者不同的社会建构.新加坡与 韩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制度文化、政策制定过程 和目标人口等方面比较两国社会企业的政策设计与社会建构,对我国 有一定的启示.

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探究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建构效应

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安妮·施奈特和海伦·英格拉姆提出,她们从1993年开始试图发展的一个从社会建构视角理解政策过程的新理论,通常也被称之为社会建构框架。社会建构框架并非全新的理论,它是在借鉴多元主义理论、政策科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后现代公共政策理论基础之上建立的,是对这些理论的完善和超越。社会建构框架的主要理论基础有三个,即政策设计理论、社会建构理论和政治理论。民主的政策设计是该框架强调的内容,而其理论特色是对政策过程中社会建构效应的关注,并思考社会建构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途径和机制。以目标群体的权力和社会建构两个维度为基础,将目标群体划分为四类:优势者、竞争者、越轨者和依赖者,并详细讨论了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政策意蕴和政治后果。在此基础之上,该框架形成了有关政策过程的五个基本命题,即配置命题、反馈命题、起源命题、社会建构变迁命题和政策变迁命题。社会建构框架对于中国的政策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政策执行过程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指出社会建构论为政策执行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认为社会建构论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与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张行动与规则之间的构造关系;在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中引入社会建构论,通过展现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行动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及其他们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揭示现实的政策执行过程,而且有助于重新认识政策文本与政策行动、政策执行与制定的关系。

制度、话语框架与政策设计:以网约车政策为例

当下对于中国的政策过程的研究主要在“权力-利益”视角和“政策学习”视角下进行,对于政策设计过程的研究较为缺乏。为了回应这一问题,论文通过引入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并将政策设计过程嵌入到制度环境,构建了“制度、话语框架与政策设计”的理论框架,以理解目标人群社会建构的机制,及其对政策设计的影响。进一步,以网约车政策设计过程为例,运用内容分析,论文分析了网约车的社会建构过程,及其对网约车政策设计的影响。一方面,制度构建了用于网约车社会建构的话语框架,也决定了话语过程中的决策权分配,导致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锚定”效应。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演进,政府采取了多种策略,通过多话语框架的差异化调用,在多种目标人群中进行仔细甄别和策略性操纵,实现了从“打车软件”到“网约车”的建构。政府将网约车“锚定”在“出租车”领域的同时,通过与“黑车-私家车”以及巡游出租车的“区隔”,建构了“网约车”社会类型。不同目标人群的社会建构与权力资源的组合,可以解释政策收益和负担的分配。

当前农民工进城体制的设计框架和政策建议

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工作和生活的,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级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不同的责任,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出台某种政策时，

“政策建构政治”:理解我国“顶层设计-地方细则”——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治过程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在整体上进行政策回应。这一类政策问题往往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和高的政策复杂性程度,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利用"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回应"渐进改革"所无法消解的政策困境。在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理论视角下,本文建构了"政策建构政治"模型,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对"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顶层设计-地方细则"模式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政府在利益-意义的丛林中,通过调整目标人群的话语框架,在"锚定"和"区隔"的逻辑之下,建构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从而在利益和话语上调和了多重冲突,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实现了整体性回应。第二阶段,"顶层设计"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前馈效应",包括话语效应和权力-资源效应,这重构了政策子系统的运作逻辑,建构了多样化的次级政策子系统。第三阶段,"地方细则"的设计内嵌于次级子系统,其围绕地方政府所建构,既受"顶层设计"的约束,也嵌入在地方政策历史以及地方治理情境之中。地方政府可以沿着地方政府所选择的话语框架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差异化政策设计。最终,顶层设计和地方细则构成了网约车政策领域之内的整体的政策设计。

政策设计与民主: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理论述评

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理论是美国学者施耐德和英格兰姆提出的公共政策理论,已经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政策理论之一。该理论关注的是政策如何在不同目标群体中分配利益和负担,以及这种分配对民主的影响问题。该理论缘起于对美国民主危机的思考,致力于设计出有助于民主发展的公共政策。在政策设计理论、社会建构论与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该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命题,并在大量经验研究中得到了检验。总体而言,该理论作为政策分析框架与政策民主理论对于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调整对谁有利?——基于社会建构理论的分析

【问题】《关于规范和阶段性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通知》要求企业缴存比例不得超过12%,地方政府阶段性降低缴存比例,不同企业如何反应?由此带来何种分配后果?【方法】基于社会建构理论,预测政策对缴存比例超过12%的企业无效,对缴存比例接近下限的企业有效,并以2015—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发现】各利益相关者存在差别化反馈:(1)隐蔽性获益者:事前缴存比例超过12%的企业维持违规超缴,事前缴存比例低于下限的企业或维持缴存不变而转化为合规或进一步违规降低缴存,二者作为竞争者藉由可预见的执行偏差隐蔽性获益。(2)实质性获益者:事前缴存比例介于下限和12%之间的企业保持合规,缴存或不变或降低,作为优势者实质性获益,且因政策模糊避免被负面建构。(3)利益受损者:职工失去企业配款才能提高现金收入,作为依赖者支付隐蔽性成本而收益减少。【贡献】不仅直接评估政策结果,还识别出三种确保利益分配模式实现的政策设计策略:政策模糊以避免优势者被负面建构;可预见的政策执行偏差(执行不足和过度执行)使竞争者隐蔽性获益;隐蔽性成本减少依赖者净收益。

西方政策设计研究的源起、转向与新的进展——兼论政策设计话语的中国构建

政策设计的实践源于设计科学领域方法的借鉴,是政策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于政策设计的特性,西方学界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非设计”为中心的三种解释路径。工具主义与建构主义是政策设计研究的两种典型取向,前者关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历经“旧”工具主义到“新”工具主义的转向;后者关注目标人群属性及其相应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负担的分配,重在重新审视拉斯韦尔的“政治关心”。作为一种复杂的技术和政治性分析,有关政策设计影响因素的研究呈现出了从宏观、微观转向中观层面予以考察的特点。在中国语境下,政策设计话语的构建应当积极塑造和形成中国场景的政策设计思维,着力构建基于知识与证据的政策设计风格,促进政策设计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对接,平衡政策设计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经验目标与规范目标。

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转型与政策变迁--基于两种传染病的比较研究

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是政策过程的主流框架之一,目前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不同类型对政策设计的影响,相对忽视了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动态转型过程对政策变迁的影响及对其政策反馈的考察。本文通过比较中国艾滋病和乙肝人群社会形象建构转型的过程,分析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转型模式对政策变迁和目标群体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影响。本研究认为,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转型具有“国家主导”和“社会主导”两种类型。在国家主导模式下,相关政策设计变迁速度较快、力度较大、目标群体福利获得情况较好,政策变迁主要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特点;在社会主导模式下,相关政策设计变迁速度较慢、力度较弱、目标群体福利获得具有一定象征性,政策变迁主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特征。研究初步发现,社会主导的转型模式更有可能促进目标群体形成积极正面的政策反馈。

理解邻里社区中的“公民合供”:社会动机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公民合供”对解决社区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困境以及确保公共政策执行效果至关重要。基于合供理论与自愿合作行为理论,以社会动机作为核心前因变量、以“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邻里社区环境-社会动机-公民合供-公民合供结果”为主线的社区“公民合供”分析框架,梳理邻里社区情境下“公民合供”类型、发生机理与路径,发现:社会动机应该成为理解“公民合供”的关键前因变量,也应该成为社区“公民合供”激励方案的重要着力点。未来研究有必要对合供中的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邻里社区中的组织结构和特色治理方式进行重点关注,尤其需要注重对邻里社区中“群体合供”及其结果的考察。

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的变迁与解释框架

健全和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在顶层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借助政策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和应急管理相关的重要政策文本进行深度挖掘,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变迁的历程与变迁机制。研究表明,建国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经历了救灾、综合减灾、应急管理和公共安全时期;不同时期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顶层设计决定层的变化推动了中央对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视,关联层的变化推动了应急管理职能走向常态化,而操作层的变化推动了应急管理重心的下移;国家中心任务、国家治理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应急需求的变动是驱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变迁的重要力量;未来中央在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上应对这些要素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