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居民企业境外间接转让股权中“合理商业目的”认定标准研究

BEPS背景下,各国面临税收收入的压力,积极应对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以保护国内税基,我国通过企业所得税法47条确立了以合理商业目的原则为主的避税认定标准,并通过一系列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对合理商业目的进行细化,但仍有未明确之处,需要通过执法和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对合理商业目的含义具体化。儿童投资主基金案中执法机关在认定合理商业目的时忽略非税收利益因素。司法机关秉持国库主义立场,高度依赖税务机关的认定标准,合理商业目的的司法认定标准严重缺位。印度法院在沃达丰案中尊重纳税人交易自由,从整体视角认定合理商业目的,并在后续立法中引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寒门学子艺考的合理性抉择与“三重挑战”

寒门学子艺考的合理性抉择韦伯依据是否合理及合理性的程度,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四类。研究发现,不同于大众对寒门学子艺考是“不理性”的认知,参加艺考恰恰是寒门学子目的合理性行动和文化合理性行动共同驱动的结果,价值合理性在其中起辅助作用。

对“合理商业目的”税收立法条款的再解读

自《企业所得税法》提出"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概念以来,国内税法及相关税务实践部门对"合理商业目的"进行了反证性认定,同时,国际税收协定中也存在对"合理商业目的"相关条款。据此,本文通过对相关条款的解读,并附加案例分析,期望理论及实务界能在该领域达成合理性的反避税共识。

目的合理性:现代法的基础

现代法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把实证主义哲学关于事实和价值二分法理论引入法律社会学领域 ,强调在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时 ,必须严守价值中立原则 ,现代法的合理性基础是目的合理性 (工具合理性 )而非价值理性。韦伯的现代法思想及其类型学方法论对我们研究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国“合理商业目的”反避税进路的反思

自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引入“合理商业目的”以来,合理商业目的成为我国反避税制度中的核心概念,缺乏合理商业目的与避税行为被等同起来。反避税制度的新近发展表明,当前对该概念已经形成路径依赖,这种制度发展的进路需要反思。文章通过梳理合理商业目的原则在其起源国的产生、作用以及在我国税法中的发展,认为商业目的不应成为界定避税的唯一要素。同时,现行一般反避税条款以此为核心要素,实际上是回避了对避税行为的界定,因而需要基于现有立法和反避税理论对合理商业目的进行功能梳理和复位。

扩张合理使用目的法律适用新规则

自《英国安娜女王法案》以来,著作权利益平衡就包含了在保护版权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使用者权益的精神,因此设立了著作权合理使用原则。现代以来,著作权扩张侵蚀了合理使用制度下的使用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在合理使用目的判断中需发展出一些新的法律适用规则,才能维护使用者权益,进而维护著作权平衡。本文提出了三种我国在立法上扩张著作权合理使用目的的法律适用规则路径,以期在扩张合理使用目的之路上,探求到合理使用目的背后司法判定应当遵从的实质,从而寻找到合理使用目的法律适用规则的合适边界。

利益与路径：税法中“合理商业目的”的反思——基于戈尔茨坦诉国内税务署案的分析

纳税人的税收筹划与国家的征税需要（进而会采取反避税政策）会永远处在互动博弈之中，合理商业目的成为很多企业或个人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工具。一般而言，合理商业目的指的是税法要求预期的交易具有区别于完全依靠减税获得的税收利益之外的单独经济利益。如果不具有此类利益，就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在税收发展历史上，有关于“合理商业目的”方面的案例可谓数不胜数，戈尔茨坦诉国内税务署案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结合此案例，进行了相关分析与检视。

非居民企业股权间接转让中合理商业目的判定

在判断非居民企业间接股权转让形成避税的情形下,法律对于"合理商业目的"这一规定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通过分析"杭州儿童投资主基金案",对如何理解"合理商业目的"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定"合理商业目的"进行探讨分析,以期为后来研究提供一些建议。

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问题的检视及完善

一般反避税条款具有兜底性和开放性,是数字经济时代应对纳税人日趋复杂和隐蔽避税手段的重要武器。但一般反避税条款也是一把双刃剑,其不确定性在给反避税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大了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障难度,使一般反避税条款在适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更好地发挥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反避税功能,需从利益平衡角度出发,以纳税人中心主义为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的价值取向,理清避税行为认定标准的关系及判定方式,将税收核定定位为一般反避税调查的辅助手段,并以“谁主张谁举证”为原则构建二元化的证明规则。

简论技术价值合理性

本文从技术过程论观点出发 ,结合合理性理论研究成果 ,提出技术价值合理性概念。通过对技术价值活动过程的考察 ,揭示技术价值合理性的本质规定是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

合理性:现代性视域中的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考察,是以"合理性"概念的构建为中心而展开的,在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严格、精确的形式合理性倾向。按照韦伯的观点,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是人类行动的两种基本属性,现代性的问题就在于,在一个合理化或者说祛巫的世界中,目的合理性成为支配性的主导原则,而价值合理性在现代世界中日渐缺失,由此而导致了作为行动者的人或者个体生命意义的枯竭。有应于此,韦伯提出了"人格"的概念,构建了一种有关现代生活样式的精英主义伦理观。

技术合理性探究

研究技术合理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技术合理性的实质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技术实践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评价和规范。技术合理性应当包括价值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三个方面的内容。技术合理性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为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摆脱发展困境寻找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论网络文化的价值合理性

网络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载体,是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网络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自己独有的价值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一般有"工具价值合理性"和"目的价值合理性"之分,这里仅从工具价值合理性和目的价值合理性这两种基本形式来探讨网络文化的价值合理性问题。

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研究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关涉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采取了多元标准。本文论证了其中的合理目标,包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也阐述了需要加以调整的目标,比如将保护公平竞争改为保护自由竞争。尤为重要的是,有些目标,如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并不适当,需要更正。最后,本文认为应对反垄断法的合理目的依据国情作出相机抉择的判断。

科研活动的目的性分析

当前一些科研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存在着目的性不明确、功利化倾向较为严重等不正确的价值取向。这直接导致了其研究过程中低效率状态、失范行为(不道德的剽窃行为等等)频频发生;其研究结果是许多思想是一种模仿活动,更有甚者是一种抄袭活动,这严重地遏制了人的创造性潜能发挥。科研工作者只有确立明确的目标导向,不断地对科研活动中的功利目标指向进行矫正,科研活动更倾向于对超功利目标的诉求,这样才有利于使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性潜能得以彰显,其科研活动成果才能够不断地呈现出创新性特质。

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的逻辑进路

韦伯认为基督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在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进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它导致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合理化,并促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最终使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应运而生。但是,这种合理化由于建立在“目的-手段”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必然导致与之同时的社会的不合理化。

合理性理论上的“对话”——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以合理性概念为中心发展了各自的社会理论,而且后者的理论带有浓厚的韦伯式背景。但韦伯将“目的—工具合理性”与合理性一般等同起来,并将其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叙述工具,合理性的概念太狭窄。哈贝马斯则从合理性中探寻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钥匙,拓宽了合理性的内涵,实现了由“工具合理性”到“交往合理性”的跨越。

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与出路及其当代启示

现代性危机虽然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道德合理性悖论,但其实质是文化合理性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仰的缺失。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以奠定社会信仰的"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其要义是复归"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型塑必然诉求"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的双重建构。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当下中国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