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性解释

强制性规定是对私法自治进行控制的方式,而由于文义解释等特征性识别的局限性,对于强制性规定的判断,应从具体规范之目的考察出发。强制性规定的目的解释可分为两个步骤:一是通过主观目的解释与客观功能解释的结合来确定规范之目的。而规范目的之背后是利益冲突的体现,目的与利益存在转化的可能性。通过对利益的谨慎区分可对利益进行具体的解释,越具体的利益解释越能体现判决的正当性。二是通过利益衡量的方式对规范目的进行优化。规范与事实在具体案件中的"相遇",具体化了利益冲突的场景,通过利益位阶考量、比例原则的运用、功能耦合考量以及实践中的假设考量等利益衡量的具体方式可对利益进行具体的衡量。但利益衡量也存在限度,其不能超越法文本、法体系、法秩序。

论目的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目的解释是用探求目的的方法厘清冲突法律的关系,或者填补法律的漏洞。针对目的解释,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其主观性太大,容易导致法官过度能动,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有的学者则从目的解释的积极意义出发,全力维护目的解释。尽管各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总的原则都是在维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不允许解释者独断专行,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进行裁判。但是,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的目的解释,尽管其探求的目的标榜是客观的,而不是法官个人的恣意,我们也不能、也不应该将目的解释的探究对象仅仅指向客观的目的。实际上,目的解释的主客观性就表现在其探究的对象(目的)的性质,而这个对象(目的)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

刑法合目的性视角下的持假枪抢劫

持枪抢劫是抢劫罪的法定加重情节。持假枪抢劫是否应当归属于持枪抢劫的范畴?对此,学界争议颇多。在刑法合目的性视角下,持假枪抢劫应当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刑法解释应当遵循合目的性的原则,持枪抢劫的立法目的在于遏制持枪这一行为对受害人精神上造成的高度恐惧以及由此恐惧导致的犯罪目的的轻易达成,而非遏制开枪之后造成的危害。在这一视角下,真枪与假枪造成的后果并无二致,持枪抢劫不应排除持假枪抢劫。

“数据资源归国家所有”的合宪性解释

当下对数据资源权属争议问题的研究尚未上升到宪法层面,“数据资源归国家所有”提供了一种超越私权路径的新方案。数据来源的公共属性、数据资源的有价性和数据分析的社会性共同构成这一方案的逻辑起点,资源“合理使用”“分配正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征收、征用的公私财产转化,也为在数据资源上设定国有财产权利提供正当性支撑。国家负有公益保护和公共安全保障的义务。从宪法文本上看,我国宪法应当为“数据资源归国家所有”设置目的性解释、文义扩张解释和体系扩张解释三种合宪性解释路径。

公平责任的适用困境与纾解方法——以《民法典》第1186条为解释文本

公平责任原则系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地位并列。本文通过梳理公平责任的适用困境,发现其饱受诟病是由于适用要件模糊以及适用条件未被严格遵守,《民法典》以“一般规定 + 具体条款”的规范模式限缩适用公平责任不能根治因滥用公平责任造成的弊病。纾解适用困境需要严格遵守行为人与受害人主观无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两大要件。再采用目的性扩张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将“按照法律的规定”解释为依据既有的损失分担规则或习惯。虽然《民法典》删除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之规定,但是后民法典时代司法实践仍需要根据具体个案的“实际情况”自由裁量以保证裁判公正合理。

目的论的三个层次

本文立足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思想，对目的论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可以将人类迄今为止的目的论思想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本体目的论──以寻求终极目的因为宗旨；认识目的论──以对自然界的现象建构目的性解释为宗旨；实践目的论──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可遵循的选择道路为主要任务。其中建基于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认识目的论将为人类打破机械自然观的统治，建立更科学合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新的实践目的论的自然哲学基础。

论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为例的分析

刑事法律的司法解释面临着扩张与限缩的二元对立。采用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解释刑法具有限制重刑适用的现实意义,既符合刑罚逐步轻缓化的时代潮流,又符合教义刑法学的逻辑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必须因行为人的抢劫行为符合加重处罚事由才能适用。根据目的性限缩解释的原理可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成立的标准是行为人的抢劫行为危害了公共交通工具内外的公共安全。确立这一标准既是实现保护法益目标的需要,也是贯彻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研究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把违反部门规章列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范畴。为了维护法秩序的统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空白罪状的范围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6条的规定保持一致,但在部门规章是为了贯彻“国家规定”而予以进一步明确、细化的情况下,部门规章也可以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依据。“有关”二字是为了将补充规范的内容限定在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范围内。“违反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表述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被精练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不能虚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是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指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具体内容,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涉人脸识别犯罪行为的规制困境与突破——基于67例刑事案件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涉及人脸识别信息或技术的犯罪行为也在悄然滋生。通过案例查询发现,通过案例查询发现,围绕人脸识别发生的、存在定性不一困境的危害行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非法获取、提供、出售人脸识别信息的危害行为。在人脸识别信息未被刑法规范明确列为个人信息的情形下,应根据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及相关人身、自由安全的规范保护目的,将前置法所规定的、刑法未明确列举或缺少的个人信息类型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另一类是破解人脸识别核验的危害行为。破解人脸识别核验的过程是利用他人人脸信息制作人脸视频或动图来突破数据算法。人脸识别核验的功能存在注册型与登录型的差异,由此导致破解不同类型的人脸识别核验行为分别侵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与数据安全两个不同的法益,前者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后者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也论调解书检察监督的范围与内容——兼与李浩教授商榷

《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有关调解书检察监督的规定,是立法针对调解书检察监督这一特定问题作出的一项具体规定,性质上不属于抽象、概括表达立法者价值取向且具有开放性、指导性的"一般性条款"。从目的性扩张解释的角度,将立法有关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调解书的检察监督,扩大到损害集体经济组织利益、损害弱势群体利益以及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益调解书检察监督的观点与学理解释,不仅超出了法条文义"预测可能性"的范围,与相应的立法目的、立法精神以及立法所确立法律规范的意旨不相吻合,以及这种解释的依据及其解释方式的合理性、妥当性值得商榷,而且这种主要基于权利救济而扩大调解书检察监督范围的观点与认识,无论从理论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看,都存在以及可能产生诸多问题。

反向刷单行为的刑法规制——以南京市反向刷单第一案为例

从合目的性立场观察,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不应被限制为直接破坏生产资料的方法。反向刷单中的恶意好评行为没有给计算机系统或设备造成直接损害,多次在竞争店铺内购买商品并给予好评的行为会触发电商平台搜索降权惩戒机制,给竞争店铺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破坏。若该行为所造成损失达到法定的入罪量刑标准,宜被认定为"使用直接破坏生产资料以外的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论《民法总则》第184条的“免责范围”

《民法总则》第184条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似乎应作为自愿紧急救助行为致受助人受损的"绝对免责条款",但该结论在法理基础和法律解释的论证上均有待商榷。"自愿紧急救助行为"本质上属无因管理范畴,依据"管理不阻却违法"的一般法理,不应对自愿紧急救助行为致受助人受损的侵权责任进行绝对地免责,应当结合紧急救助行为的特殊情形,仅对救助人的一般过失进行免责。而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同样不能得出《民法总则》第184条属"绝对免责条款"的解释结论,应对"救助人不承担责任的适用情形"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

人身检查措施的违法性认定与适用原则

人身检查是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刑事案件证人是否可以作为人身检查的适格对象,以及男工作人员能否作为检查妇女身体的适格主体,是侦查监督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证人可以成为人身检查的适格对象,从保护妇女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立法目的出发,应将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3款规定的“妇女的身体”限缩解释为妇女身体的隐私部位,因而男工作人员对妇女的非隐私部位进行人身检查不具有违法性,但应遵循关联性原则、有限同意原则与身份区分原则。

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

本文通过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经验的和理论的分析指出，尽管实践中具体的法律解释常常获得成功（社会接受），但是法律解释尚无法构成一种抽象化的获得确定的法律结论并保证法律适用的方法。法律解释的这一难题从根本上是由于：１．司法活动是一种决定他人命运的实践，涉及到综合性的判断，而不是一种个人化的智识性的理解，法律解释在司法的作用是提供决策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正当理由；２．法律解释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述，而语言文字并不总是能充分表现具体解释的思考、决断过程，后者涉及大量的无法交流或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

审判解释方法与我国审判实践

只要存在法律适用便需要审判解释,因为社会发展总是突破人们设定的法律规范,制定调整全部现存社会关系的法律是不可能的。在市场经济法制初建的中国,有必要建立一套审判解释方法以指导审判实践。 审判适用法律有四个阶段:确认事实、选择相应法律规范即“找法”、解释明确法律规范的含义;依逻辑适用于案件并作出裁决。找法会出现三种可能:找不到可适用的法律规范;找到相关的法律规范但过于抽象;找到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前两者通常认为是法律漏洞和价值补充,属广义法律解释范畴。后一种情况是,法官以法律适用为目的,确定法律规范含义的活动即是本文所谓审判解释。本文目的在于解决法律解释方法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适用问题。首先阐明三种经典解释方法之利弊及其社会基础,之后论述解释方法在我国的运用。

论混合合同适用的问题与方法

混合合同是由数个典型(或非典型)契约的部分构成的契约,本质为给付的混合。混合合同法律适用系运用目的性解释方法完成的法律解释过程,而不能直接适用类推适用、省略和拼接的适用方法。应依照契约呈现的利益状态、契约目的以及斟酌交易习惯进行合同整体缔约目的解释,对合同内容进行整体性、有机性把握。于《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层面进行利益调和,有助于解决数项合同目的间的冲突并实现目的之整合。“类型结合契约”“混血儿契约”“类型融合契约”的分类不具有区分的价值。混合合同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主要依据给付义务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判断:数项给付之间存在主从关系的,原则上依据主从法律关系的规则调整;给付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的,则依据合同的整体交易目的进行确定。

从实证主义看“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是一个法律领域富有争议的问题,其版本很多,解决方法多种多样,而且代表学说甚多,因此是非不论。实证主义主要强调从实定法的角度来讨论法律的效力问题。因此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更加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即:法制渐趋公平正义。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应附条件视为程序终结——以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的审理为视角

执行错误案件提起非刑事司法赔偿时,因审判中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否属于程序终结存有争议,作为先决条件的程序终结往往会成为阻却事由。实践中,可遵循有利于受害人原则,进行合目的性解释,将提起赔偿申请时无可供执行财产、案件处于无法采取有效措施状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满两年的案件,视为程序终结,准予赔偿请求人提起国家赔偿申请。

避税行为的刑法规制

避税行为是介于逃税行为和节税行为之间的中间概念,并具有实质违法性。基于偷逃税规范立法真意之遵循、法益保护与规范行为双重目的之要求以及整体刑法与经济刑法变迁趋向之要求,避税行为具有刑法规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避税行为是利用非真正的刑法漏洞实施的刑法规避行为。通过目的性扩张解释对逃税规范的现有文义进行再解释,将避税行为解释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行为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