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直接对外投资风险控制研究——以甘肃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持续提高,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全球国际直接投资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反而成倍增长,其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国有企业抓住时机,扩大投资规模,改善投资结构。本论文以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以相关理论为支撑,首先分析了国有企业直接对外投资的动因,结合甘肃国投现状,分析其直接对外投资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旨在提高直接对外投资风险控制水平,为国有企业"走出去"发展提供帮助。

会计信息可比性、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直接对外投资

本文选取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直接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经过分析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直接对外投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会计信息可比性与企业直接对外投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增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直接对外投资之间的相关性。

资源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直接对外投资

本文以我国2011年-2017年的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资源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企业直接对外投资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直接对外投资显著正相关;资源异质性与企业直接对外投资显著正相关;资源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直接对外投资的影响作用。

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的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带来了许多机遇和挑战，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相比大量引进的FDI，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包括产业选择、区位选择、主体选择和投资方式选择的战略选择，为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出可行的建议。

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研究

基于我国经济不断攀升的促进作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但考虑到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量、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等因素,目前我国国际投资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研究了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建议,旨在推动中国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对外投资不断发展壮大,使中国成为全球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

所在国法律法规对中国跨国企业直接对外投资的影响

论文将从三个方面(劳工法律法规和环境法律法规)来讨论所在国国家法律法规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的影响。从全球层面来讲,两种法律法规都会对直接对外投资产生影响,但对于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研究还相对较少,其原因可以理解为中国跨国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其对外投资决策会有较强的政治目的,更多的影响因素有待于后续研究。

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区位变化趋势研究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背景下,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取得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小,投资范围相对狭窄,尚未建立对外投资审批管理制度。经过40余年的摸索发展,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显著增加,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迈向理性发展的轨道。区位选择是对外投资的重要问题,合理的区位战略有利于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有效规避东道国制度障碍,提高企业运营和管理的便利性。本文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为资料,统计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区位的分布情况和分布特征,分析区位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为新时期我国政府和企业结合自身发展需求科学选择区位,优化我国直接对外投资的整体布局提供针对性意见。

我国直接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关系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选取了我国1982年到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这两种数据的协整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提出建立规范的宏观管理体系、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结构、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建议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

印度的直接对外投资

近年来,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据估计,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已有35亿美元左右,开办的企业有1,000多家.其中,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地位显著.1956年印度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第一个纺织厂,该厂于1960年正式投产.到1980年初为止,印度在国外的直接投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已投产的和在建的项目共达192个,95%以上的投资是在制造业.非制造业中,贸易咨询业务和旅馆业的发展较快.

我国直接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关系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选取了我国1982年到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这两种数据的协整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提出适当引导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结构,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和扶持作用等建议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

战后日本中小企业的直接对外投资

战后,日本中小企业不仅大力发展商品输出,同时也极力扩张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称对外投资)。目前,中小企业在日本对外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推进日本经济走向“国际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战后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及其原因战后,日本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对外投资的准备时期(1951～1965年) 战后初期。

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

运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对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新质生产力通过放松融资约束、提升ESG表现、增加创新产出提升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异质性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明显,而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约边际的影响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拓展分析表明,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在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同时,新质生产力还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在海外市场的收益能力。以上研究率先证实了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不仅丰富了现有的国际投资与生产力理论,还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有益借鉴。

智能制造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当下,深入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对于保障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智能制造对企业OFDI行为的具体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是促进企业OFDI行为的有效途径,这不仅体现在OFDI的决策选择方面,也反映在OFDI的频次增加方面。机制分析发现,智能制造能够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增强风险承担能力三个渠道来推动企业的OFDI活动。拓展分析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企业OFDI的影响具有时间滞后性,其中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智能制造对外资企业、制造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贸易型企业OFDI的促进效果最为明显;智能制造能够扩展企业OFDI的投资广度,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为企业国际化行为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企业把握智能制造的时代机遇,对于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标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与影响机理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的重要力量。然而,目标国的营商环境对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分析目标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及其影响机理,探索如何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投资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提升投资信心、降低投资风险、提升竞争优势等方面。此外,目标国的法律、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对FDI的流入起到关键作用。中国政府与企业应该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建立透明、有效的政策体系,以吸引外资,促进国内企业走向国际。

对外直接投资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的研究

以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OFDI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OFDI深度持续增加,可有效提升高技术制造企业的创新绩效,且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高管海外经历的高技术制造业公司,OFDI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文章研究结论可为高技术制造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支持与政策依据。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企业OFDI对ESG的影响及ESG调整动机。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OFDI显著提高了ESG水平,尤其是环境维度的ESG。随着OFDI深入推进,企业ESG的改善效应逐步增强。OFDI更有助于提升国际化经验不足企业和投资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较高东道国企业的ESG水平。此外,当面临严格的制度约束时,企业OFDI对ESG的提升效应更大,且制度约束主要作用于环境维度的ESG;若企业高阶资源较为丰富,则其ESG改善幅度更大,且主要表现为社会和治理维度的ESG改善效应。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ESG改善效应研究,并为推动我国企业ESG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其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对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我国200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分位数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会受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M型”特征。因此,应增强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和要素优化配置能力,加快形成“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互促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最大化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