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范围探析

为了弥补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力不足的短板,《新加坡调解公约》在认可国际和解协议效力的基础上建构了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直接执行机制,并限定了可申请直接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提出了“国际性”“商事性”“调解性”和“形式性”的具体要求。鉴于我国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完善商事调解制度的急迫要求,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界定问题变得至关重要。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应当涵盖国际和解协议与国内和解协议,兼容机构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与临时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同时排除具有作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可能性的和解协议。此外,只有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产生且符合特定形式要求的和解协议才可被纳入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

抚养权直接执行的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抚养权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所创设的抚养权直接执行制度是纾解该难题的关键举措。为保障预期立法目的的实现,应从正当性及可行性上补强理论阐释。在正当性方面,明确抚养权判决系具备执行内容的形成判决。在可行性方面,执行标的为交出子女的行为而非子女人身,直接执行并不侵害被执行人的意志自由。针对抚养权直接执行适用中如何正确考量子女意愿的困境,需要以子女对执行行为本身的认识作为判断是否继续采取直接执行的标准。据此,提出抚养权直接执行的实现路径,即赋予执行机关考量未成年子女意愿的义务;建立有效收集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机制;明确未成年子女“拒绝意思”的认定标准。

论直接执行与间接执行的关系--以金钱债权的间接执行为中心

直接执行与间接执行属于两种平行的执行方法,彼此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在金钱债权执行中,直接执行通常被认为有利于迅速实现执行债权而应予以优先适用,但在间接执行更有利于贯彻"债权人中心主义"的执行程序观且不违反人道主义的情形下,间接执行不以"直接执行不能"为适用条件。对债务人的财产采取的控制性执行措施,通常属于直接执行的范畴,但也不排除执行法院交叉适用间接执行原理。间接执行的强化改变了传统的民事执行模式,《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对不同类型的间接执行方法设置不完全性相同的适用条件。

论行政执行直接强制制度之构思——一个比较法的研究

行政执行直接强制可能造成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严重侵害 ,但我国目前对此尚缺乏法律拘束。笔者考察海外法治国家行政执行直接强制制度的历史和现状 ,认为我国在该领域的制度可从直接强制权的设定。

公安行政处罚强制执行问题——以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直接强制为侧重点

公安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是公安机关履行其职责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没有强制执行,公安行政处罚就不会有实效、社会治安管理就会软弱无力、社会秩序将陷入混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问题已经提上各级公安机关的案头,其中很多法律问题,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疑问需要深入学习和讨论。本文将一些法律规定尚不够明确的问题提出来并试图做出必要的解释作为学习、理解和适用强制法的参考。

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边界--以执行力主观范围能否扩张至债务人配偶为中心

执行力主观范围的适度扩张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除追加被执行人外,执行力主观范围向债务人扩张的形式还包括直接执行.为防止执行力过度扩张,保障审判权和执行权的正常行使,应确定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边界.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需要实体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可通过审查债权人对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存在是否具有高度盖然性,厘定扩张的边界.执行力主观范围能否扩张至债务人配偶,是理论和实践中激烈争论的问题.《夫妻债务司法解释》《民法典》改变了夫妻债务认定规则,债权人对债务人配偶的实体权利不再具有高度盖然性,执行程序难以通过追加被执行人或直接执行方式执行债务人配偶财产,债权人申请扩张的应通过另行诉讼解决.

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保障机制——再论可否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正当性保障机制包括实体和程序正当性要件,前者要求申请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存在高度盖然性、第三人与被执行人具有实体利益归属一致性;后者要求扩张满足扩张前、扩张后的程序保障要求。在夫妻单方举债,执行名义确定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而其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有另行起诉、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追加配偶三种债权实现方案。第一种方案使执行名义有沦为一纸具文的危险,第二种方案缺乏现有制度的支持。相较而言,追加配偶并非不可接受。若申请执行人主张债务系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或双方合意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此二者情形符合扩张的正当性保障要求,追加配偶方案应被肯认;若其主张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因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比较复杂,不适于听证程序的保障要求,故应通过另行起诉予以解决。此外,法官于诉讼阶段结合案情释明债权人将债务人配偶列为共同被告,能尽可能避免以上困境产生。

韩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及其启示

韩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以债务人财产明示制度、不履行债务者名单制度、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制度和债务人财产照会制度为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了"以债权实现为中心、兼顾程序利益保障"的基本理念。韩国的经验为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的完善提供了诸多启示:在制度形式上,应以增强条文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内容上,在加强执行威慑功能的同时,还要兼顾当事人程序利益之保障。

我国执行程序模式选择及完善——以执行标的为视角展开

执行程序是继审判程序之后实现判决给付内容的重要程序。执行程序模式历来就有当事人进行主义和职权进行主义的划分,前者以法国执行程序为代表,后者以德国执行程序的规定为典型。我国现行执行程序的模式定位出现了一定的脱离实际的偏差,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执行模式的恰当定位能对解决"执行难"问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执行程序模式的定位不应该仅仅根据比较法的视野来确定,更恰当的方式是根据执行程序本身内容进行分析,具体根据不同种类的执行标的进行划分。我们应通过对执行标的分析讨论,来确定直接执行与间接执行哪种方式更恰当,进而来确定不同执行程序的内容构成,以此探讨我国的执行程序模式定位。

论行政强制执行权之归属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主体针对相对方的重要武器。也是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我国酝酿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已经多年。其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是一个重点。以行政机关执行为主还是以法院执行为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结合我国的执行实践以及国外经验,抛弃了采用单一划分标准划分行政强制执行的方法,笔者提出了以相对方权益影响之大小为主要标准兼顾其他合理划分标准的综合标准。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

国际刑法的理想执行模式探究

建立一种理想的国际刑法执行模式一直是世界各国奋斗的方向。直接执行模式的建立经历了异常艰辛的过程,然而其受政治因素干扰大,管辖权存在诸多问题,实践中的效率也比较低.间接执行模式的独立性,可行性,合理性都凸显了其重要性。故应当建立间接执行模式为主,直接执行模式为辅的理想执行体系。

赔偿执行在不可替代行为执行中的适用性研究

不可替代行为之执行以间接强制执行方法为原则,以直接执行方法为例外。这两种执行方法都是针对本旨执行而言。由于该种执行标的的特殊性,有部分学者推崇在不可替代行为执行中适用赔偿执行。但从立法趋势、法理分析、实践操作性三方面来看,赔偿执行并不适用于不可替代行为执行。

行政处罚之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特定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手段保障法律、法规和行政决定得到贯彻落实的一种执法行为,包括间接强制执行与直接强制执行。间接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通过间接手段迫使义务人履行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或者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政强制措施,分为代执行和执行罚两种.

虚拟机监视器结构与实现技术

首先介绍了虚拟机技术的发展历史以及虚拟机监视器所具有的优点和特性,总结了其体系结构和分类,并分析了虚拟机监视器内部逻辑模块;从CPU虚拟化、内存虚拟化、I/O虚拟化和硬件支持四个方面讨论了虚拟机监视器的实现技术;最后基于当前学术界和业界对虚拟机技术的研究情况,阐述了未来虚拟机技术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一个通用移动agent仿真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对移动agent在广域网中的运行情况进行仿真从而评价其算法的性能是优化移动agent应用设计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前期工作基础上,采用直接执行仿真方法,设计并实现的通用移动agent仿真平台SimulAglets。实验结果表明,该平台可对复杂的移动agent算法进行有效的模拟,仿真结果与理论建模和专用仿真程序得到的结果完全相符。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的落地为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直接申请执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本文是对《新加坡调解公约》制定的背景、内容,与我国法律体系的衔接,对我国产生的深远意义以及加入公约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的全面分析。

论国际刑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几十年来,国际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其变化范围之广阔,发展进程之迅速,都是前所未有的。国际法新发展的主要标志,不仅表现在许多新的重要的法律原则和规范的产生,还表现在许多新兴学科和重要分支开始形式。其中,国际刑法就是已经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加强对国际刑法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既是履行我国在有关国际公约中承诺的义务的需要,也是我国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同国际犯罪作斗争的形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