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网络中心度——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

基于2009-2019年全球126个国家(地区)的FDI数据,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全球FDI网络,并测算各国(地区)的PageRank中心度;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对一国(地区)FDI网络中心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球FDI网络中,大部分国家(地区)PageRank中心度较低,处于网络边缘位置;少部分国家(地区)PageRank中心度较高,处于网络中心地位。互联网发展能够提升一国(地区)在FDI网络中的PageRank中心度;从影响机制看,成本节约效应和创新促进效应是互联网发展提升FDI网络中心度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中低收入经济体、强知识产权保护经济体的互联网发展更能提升FDI网络中心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协同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与高水平引进外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网络的变化研究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巨大。本文利用2019年和2020年全球247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双边直接投资存量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新冠疫情前后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网络的整体结构变化以及各国在网络中的地位变迁。结果表明:(1)新冠疫情后,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网络中各国之间的投资联系紧密程度下降,网络呈现出更加松散的变化趋势。(2)疫情对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影响不同。(3)不同的国家面对此次疫情采取的防控政策不同,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也有区别,发达国家倾向于收紧外商直接投资、加大投资监管力度,而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则以鼓励性政策为主。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受到的疫情冲击相对较小,在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网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基于网络分析法的国际直接投资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研究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形成复杂的网络关系。国际直接投资网络以直接投资为纽带将不同国家的投资关系紧密连接起来,从而构成错综复杂的网络。本文基于2009年到2019年涉及二百多个国家的双边直接投资额的数据,构建国际直接投资无向加权网络,并运用网络分析法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网络的结构特征。分析结果显示,自2009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网络发生了渐进式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具有很强的自稳定性;美国、中国、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家在网络中心性分析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说明这些国家在直接投资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本质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要素分工,以资本为载体的要素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并逐渐呈现出网络化的特点。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网络,探究了一国在投资网络中的特征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实证发现度数中心度对该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负影响,点强度有正影响,而异质性并无显著影响。按收入水平对样本国家进行分类考察后发现度数中心度和异质性对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均无显著影响,而点强度对二者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改善国际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的区位与结构,通过创新驱动培育核心优质要素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空间关联研究——基于31个省域的ERGM实证

文章以中国31个省域和东盟10国为对象,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分析网络整体演变与关联特征,揭示“中国省域—东盟国别”节点关联与集聚规律,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探究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的空间关联要素。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网络密度不断提高,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梯度分化明显;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核心省域由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拓展;中国省域投资的东盟国家不断多元化,核心国家趋向于由湄公河流经沿线国家向马来半岛区域国家转移;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的空间关联要素主要是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东盟各国市场规模与投资潜力以及中国省域与东盟各国的交流联系。据此,文章从网络整体、节点、要素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构建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OFDI)并形成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和服务网络是一国巩固和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重要手段。本文利用2003—2011年全球55个国家之间的双边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参与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03年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结构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存在一定的自稳定性;网络中心性和联系强度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网络异质性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和参与度负相关;一国FDI网络和OFDI网络具有明显的互动效应,这种互动效应能有效提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参与度。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空间关联:基于31个省域的ERGM实证

以中国31个省域和东盟10个国家为对象,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分析网络整体演变与关联特征,揭示“中国省域—东盟国别”节点关联与集聚规律,进而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探究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的空间关联要素,结果发现:1.网络密度不断提高,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梯度分化明显。其中,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域为第一梯队,对东盟投资丰裕度与网络中的地位较高,更易影响其他网络节点;中部的湖南、河南、江西和西南的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域为第二梯队,西北省域、东北省域及其余中部省域为第三梯队。2.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核心省域由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拓展,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对东盟投资丰裕度远高于中国其他省域。中国省域投资的东盟国家不断多元化,核心国家趋向于由湄公河流域5国向东盟海洋5国转移。3.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的空间关联要素主要是: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东盟各国市场规模与投资潜力以及中国省域与东盟各国的交流联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其民族特征研究——基于国际资本市场分析

基于国际资本市场数据,文章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网络演变与结构特征进行描述分析,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各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为促进沿线各国资本流动决策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网络呈明显的“核心—半边缘—边缘”圈层结构,核心区内部紧密相连,边缘同核心互联互通,形成良好的资本流动网络结构;沿线国家具有“小世界”特征,偏好对邻近地区进行投资,集聚形成三大团体组织;随着合作深入,沿线各国资本流动辐射范围扩大,逐步打破地缘束缚和路径依赖,提高了网络密度和资本流动效率;资本保护力度、市场管制力度和融资能力等因素对双边投资偏好的影响显著,而金融服务水平和资本市场存量则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