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侵权法直接救济模式的证成

生态环境损害是对环境生态功能、生态服务的破坏与损伤,其实质是侵害了不特定主体所享有的环境权益。环境权益虽为不特定主体所共享、共用,具有公共利益的属性,但对于每一个特定主体而言,不能因此否认其对环境权益的享用状态。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其救济范围,实际上是肯定了侵权法对环境权益的保护,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的侵权法直接救济模式。相对于通过人身、财产损害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间接救济模式而言,直接救济模式不仅是侵权法对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的回应,是贯彻我国《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内在要求,更重要的是其能有效克服间接救济模式的弊端,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提供实体法上的依据。

论股利分配请求权司法直接救济的可能性与路径设计

公司是否分配股利在正常情况下属于公司内部的自身管理行为,而股东和董事的相关决策属于商业判断,因此司法不应干预。但如果公司存在可供分配的利润而股东、董事操纵公司不分配股利或回避分配利润,是大股东、董事恶意滥用权利和自治规则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则需要以正义的司法理念来对公司的内部决策进行纠正。我国目前立法对股利分配请求权进行司法间接救济的规定,不能圆满救济受损害的股东,因此应为股利分配请求权提供司法直接救济。

传染病防控药品之不良反应的救济制度建构

药品不良反应不仅涉及个体损害,还可能对一国公共卫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其已进入公益视野;而与普通治疗用药相比,传染病防控用药有更多特殊之处,新规则的出现、患者自主决定权受限及用药情况的复杂性等,使传染病防控所引发的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变成一个公共问题。司法实践中,有患者以侵权诉讼的方式、公平的名义,试在医院、药企和个人之间分担风险来寻求救济,但此方式随着《民法典》对公平分担损失适用方式的修订已难以为继。为维护、实现公民的健康平等,对遭遇药品不良反应的患者,建议建构以国家补偿义务为基础的直接救济机制:以传染病防治法修订为契机,建立我国传染病防控药品不良反应受害者直接补偿制度,采用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保险的方式双线筹资,确立适当补偿的原则。

住房权救济探析

作为社会权的住房权,虽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确认,然而其救济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国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以间接救济为主;在区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各区域之间差距甚大,以欧洲较为完善;在国家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呈现多样化发展,或通过宪法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通过普通法律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由州法院根据州宪法对住房权进行直接救济,或通过适用或解释生命权对住房权进行间接救济。

住房权救济之法律模式分析

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都从不同层面对住房权加以规定和救济,住房权的救济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通过宪法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或间接救济;二是通过普通法律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三是州法院根据州宪法对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四是通过适用或解释生命权对住房权予以间接救济。本文借鉴各国住房权救济的模式,提出我国可在宪法中明确住房权的地位和意义,并明晰国家保护住房权的具体义务;尽快出台《住房法》,通过高位阶法律救济住房权;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力求通过行政诉讼制度救济住房权。

住房权救济的潜力和程度:以实例分析进行

作为社会权的住房权,虽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确认,然而其救济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国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以间接救济为主;在区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各区域之间差距甚大,以欧洲较为完善;在国家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呈现多样化发展,或通过宪法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通过普通法律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由州法院根据州宪法对住房权进行直接救济,或通过适用或解释生命权对住房权进行间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