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

实现无产阶级统治,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形式的政治统治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的确,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掌握全部的国家政权。当然,享有国家政权,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对立,过渡到没有阶级和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

优秀人物统治论分析

"优秀人统治论"是自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否定民主而主张非民主制的主要理论。一方面,该理论认为国家最高权力应该执掌于最优秀的人。其谬误在于只看到政治职务权利应该按照德才进行分配原则,而没有看到政治自由权利应该人人完全平等享有原则。另一方面,该理论认为庶民或人民没有执掌最高权力的能力和知识。其谬误,主要在于混淆"担任政治职务的直接统治"与"不担任政治职务的间接统治",亦即混淆"官吏对人民的统治"与"人民对官吏的统治",不懂得前者只有优秀人物能够胜任,而后者人人皆能胜任;以致由人民缺乏担任政治职务进行直接统治的能力之正确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人民缺乏执掌最高权力进行间接统治的能力。

自豪与困惑:秦朝统治者矛盾的政治心理——附论初创时期的中央集权制

秦王朝的统一,创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消除了列国纷争的局面,作为新制度的创建者,秦朝统治者是非常自豪的。但是,中央集权的新体制能否为大一统服务,巩固统一战争的成果,在秦朝统治者内心深处,还存有疑虑。对此,前人少有论及。笔者认为,探讨一下这种矛盾的政治心理,对认识我国的封建集权制是如何形成的,不无裨益。一、矛盾的政治心理秦王朝的统一,是战国之际数百年演变的必然结果,然而统一的实际到来,主要与秦始皇十年兼并战争分不开。中央集权制的创立,书同文字,统一度量衡等,是统一战争的直接结果。秦消灭了六国,从关西一隅迅速扩展到全国,是政治格局上的辉煌演变。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由单一君主直接统治全国的局面。

没有常设军备的暴力统治

这一个看上去似乎是传统的＂天下国家＂,论及实际,也就和元代一样,是一个征服王朝,并不具备＂远悦近来＂的气度在满清直接统治的疆域之外,东北方面的朝鲜,东方的琉球（中山国）,南方的安南,西南的缅甸和暹罗,西藏沿边的尼泊尔、不丹,以及中亚的一些小部落国,都是满清的朝贡国。满清对这些朝贡国,其实并不干预他们的内政,也并不要求他们定期朝贡。

试论西周实行分封制的前因后果

在西周史研究中，“分封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由于夏、商两代也曾有过分封的先例，似乎西周不过是因袭而已，或者认为是权宜之计，所以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西周分封诸侯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具有了不同的性质。西周的分封制度不仅仅是一项政策，而且已...

迟到的非殖民化与缅甸对英联邦的突破

战后初期,艾德礼政府在缅甸政策上并没有大的创新,仍然沿用了战时内阁的政策。缅甸总督史密斯由于在缅甸推行与昂山敌对的政策使得缅甸的局势恶化。艾德礼政府逐渐改变了缅甸政策并任命兰斯为新的总督。兰斯支持缅甸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要求。在经过了一番迟疑后,英国政府最终同意了兰斯的建议。但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迟疑不决,缅甸的局势恶化,缅甸民族主义者与英国的关系也更为疏远。这一政治局势与缅甸在英帝国战略上的次要性使得缅甸最终在英联邦外独立。

“中国”从何而来

1994年,内地原创音乐人高枫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大中国》,经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推出后轰动全国,传唱至今。歌词中的长江、黄河、珠穆朗玛峰、青藏高原,那是地理的中国;万里长城、风吹雨打,那是历史的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那是民族的中国。这样的中国,是我们共同的家,是我们好大的家,是我们终生伴随、永远祝福的家。这个家的名字,就叫"中国"。1949年9月30日。

一本关于明末贵州历史的珍贵史料集——评《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

古代贵州曾被视为蛮荒之地。明代以前,历朝历代的中原王朝对贵州或实行羁縻政策,或册封土司直接管理,并未对贵州进行直接统治。更令人遗憾的是,正史和野史对明末以前贵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状况,均没有详细记载,在许多方面都是空白,致使研究贵州古代历史的史料极其匮乏。2014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学者刘一鸣整理、点校的《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一书。

1792年巴黎公社与1871年巴黎公社

1792年经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基本上代表了巴黎劳动人民的利益,它对法国革命的深入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871年的巴黎公社继承和发展了1792年巴黎公社的传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不仅有人们所熟知的1871年巴黎公社,在此之前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曾存在过一个巴黎公社。这两个巴黎公社有许多相同或相联系的地方。对此加以研究,也是颇有意义的。

越南国名嬗变及建置沿革

越南国名,历经递嬗,建置亦数番变动,此乃中越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值得认真探讨。今概述其变迁之迹如下: 古称“南交”周曰“交趾”我国古籍中有关于羲叔“宅南交”,神农、颛顼。

清代乾隆朝贵州苗区的屯政

清代雍正朝,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实行对这些少数民族区的直接统治。至乾隆朝,统治策略有了重大发展,这就是在部分地区推行屯田,战守结合,把屯田作为直接统治的基础。屯田,在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广泛推行,延续时间很长,对当地历史起过重大影响。黔东南苗区屯田,始于乾隆初年,是这项政策的开端,对其它民族区屯田产生过很大影响。”①但贵州屯田,“经制见于官私各书,省略而未详”②,资料较零散。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它资料,对贵州苗区的屯政进行初步探讨。

“九州”新解

“九州”之说，出自上古文献记载。但“九州”是否为夏代的行政区划，史学界尚有争议。本文运用考古资料和历史地理文献，通过对上古领土意识和疆域观念的分析，认为：“禹序九州”实有此事，它体现的是夏人凭借他们所掌握的关于“天下”的地理知识，按照当时确已存在的人文地理区系和分野，对夏王朝声威所及之地所作出的具有地理学和政治学双重意义的划分和界定，体现了夏人对于“天下”秩序的认识。

评贵州军阀史上的最后一场大战

发生于1932年冬至1935年春的王家烈、犹国才之战,是贵州军阀史上的最后一场大战。这场历时两年多的战争给贵州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极大地削弱了桐梓系集团自身的政治、军事力量,加速了地方军阀在贵州统治地位的崩溃。探讨这场战争的成因、经过及其影响,对民国贵州史的研究,无疑将有所裨益。

略论吴权与南汉白藤江之战

古代越南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越南史称“北属时期”或“郡县时期”。这个时期结束于何时?即越南从何时开始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越南史学界将这个时间定在939年。我们认为,这一分期意见是不妥当的;939年吴权称王,不应作为越南成为独立自主国家的起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吴权与南汉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性质。为此,本文打算对与此有关的一个历史事件,即吴权与南汉之间进行的重要战役——白藤江之战的前前后后,作些分析论述。这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是有帮助的。

明初中越关系与成祖征安南之役

明初中越关系与成祖征安南之役朱亚非明朝时，在今日越南的版图上，并存着北方的安南和南方的占城两个国家，它们对明朝入贡，在名义上保持着与明朝的并属关系。永乐年间，安南权臣黎季篡取政权，对内大肆镇压反对派，对外四处扩张，为明成祖所难容，双方矛盾激化，出现了...

试析西夏与统一前蒙古诸部的关系

西夏与统一前蒙古诸部的关系,既是西夏对外关系史中的一环,也是夏蒙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就这一问题作一粗略探析。 在西夏立国的一百九十余年中,北邻蒙古诸部。西夏前期,蒙古高原上以塔塔儿部落最为强盛,组成了以塔塔儿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加入这个联盟的各部落,对外接触时常用塔塔儿名称。因此,中原宋人对他们统称为塔塔儿、塔塔、塔坦、鞑鞑等,或音异为岱尔、呆儿、呆家。辽人则称其为阻卜、阻(革业美)。由于当时阻卜(鞑靼)各部在辽朝直接统治之下。

论马及马及起义

1905——1907年的马及马及起义,是坦桑尼亚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一次反帝反殖武装斗争。其声势之浩大,投入群众之广泛,对德国殖民统治打击之沉重,以及起义影响之深远,无论在坦桑尼亚近代史或是在非洲近代史上,都十分令人瞩目。这次起义充分体现了坦桑尼亚人民的伟大力量,并被誉为是该国走向“乌呼鲁”(独立和自由)的一股动力。

因地制宜的英国殖民政策——以北美殖民地,印度殖民地为例

英国作为近代历史上的超级帝国,其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殖民地在大英帝国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独立后发展的历程也各不相同。本文将以北美殖民地和印度殖民地为案例来比较分析因地而异的殖民政策及其对殖民地发展历程所产生的影响。

普通法令状与英国司法化国家治理路径的形成

中世纪英格兰的王权统一以政治均势博弈为历史背景。王室法庭在与封建法庭、教会法庭、地方公共法庭的司法竞争中,通过司法化令状、巡回审实现和教俗贵族、普通民众的直接互动,司法程序逐渐成为英国社会各方政治力量共同接受的国家治理方式。王权以起始令状作为技术工具不断拓展司法管辖权,以令状启动案件审判程序,对围绕土地占有而产生的大量案件,以及范围不断扩大的"国王诉讼"案件,进行分门别类的理性化管理。起始令状以节制、迂回的程序技术策略,于13世纪初完成了对封建私人性司法的公权化,以及对教会司法的世俗化,最终实现了普通法的统一。起始令状是英国司法化治理路径的开端,它不仅催生了土地法、侵权行为法与契约法等实体法,而且塑造了普通法"程序先于权利"的特殊品格。司法化令状通过"司法化治理"强化"直接统治与服从"的宪制关系,完成普通法的理性化,实现法治对实在法效力的直接性、明确性与普遍性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