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东道国特征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

使用Zephyr数据库中2010—2015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案例并结合各企业年报数据,建立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等因素出发,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较大和研发水平较高的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的模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当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越大、治理水平越高时,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模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而企业战略资产水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企业生产率以及东道国创建企业成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模式的选择无显著影响。

商业银行进入模式对农村融资服务的影响

文章比较了商业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两类模式及其对应的监督机制,构建了银行提供农村融资服务的决策模型,探讨了进入模式、监督效率对农村融资服务数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只有当绝大多数银行都具备较高的监督效率,并在政策设计上要求商业银行采取直接进入模式,才会增加农村融资服务数量;从成本上看,直接进入的固定成本越大、单位资金成本越大,则临界监督效率越高,使用直接进入模式的银行数量越少,融资服务数量越少;间接进入的单位额外成本越小、下降幅度越大,则临界监督效率越高,应该鼓励银行采取间接进入模式。进一步的改革需要从鼓励直接进入模式向鼓励银行依据自身监督效率选择进入模式转变,放宽对民间资本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限制,支持低效率的银行与这些机构开展垂直合作。

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对跨国并购与合资新建的实证分析

运用制度因素和组织学习的经典理论,根据制度约束和国际经验,就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两种国际直接投资模式提出一系列假设,并通过对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的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了验证,得出了中国企业面临的制度约束越强,FDI时越倾向于合资,而企业的国际经验越丰富,FDI时越倾向于并购的结论。同时,还揭示出一系列在制度转型和加速国际化背景下,影响企业选择并购和合资的宏微观层面的特定因素。

企业生产率对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利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目录》和西风(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基于企业生产率的视角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机制,并进一步根据融资约束差异对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选择海外并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倾向于选择新建投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2)生产率的这种影响机制在不同地区/行业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企业或制造行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3)融资约束弱化了企业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作用。

“东道国引资偏好”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东道国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的引资偏好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考察"东道国引资偏好"对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通过Hotelling模型建立资本密集型企业(知识或技术密集度较高)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含量较低、劳动力需求较大)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东道国引资偏好下两类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变迁机理。本文发现: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中,当东道国对绿地新建投资具有较强的引资偏好并提供力度较大的政策支持(减免税等优惠)时,市场会出现两类企业都通过绿地新建投资进入国际市场的演化均衡状态;反之,当选择绿地新建投资模式的外资企业因"东道国引资偏好"而能够获得的政策支持力度(便利条件)较小时,市场不会达到各类企业或其中的一部分企业均选择某一种市场进入方式(并购或新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稳定状态。此时,各类企业在不同时期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东道国引资偏好"对于外资企业在当地的绿地新建投资行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同时,本文通过实际OFDI案例对研究结论进行了佐证,并且展开了相关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