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建构抑或素养培育:直接道德教学困境的中国探索

直接道德教学的困境由来已久,21世纪以来中国的道德课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探索,第一阶段以生活建构为核心,第二阶段以素养培育为核心。这两个阶段的探索都重视道德课的价值,并站在成人的高度定位教学,也都关注教学目标的整体性,坚持教学内容和教学途径的综合取向,并积极回应了道德课的知识化问题。为了更好地回应直接道德教学的困境,提升道德课的实效性,未来中国的道德课应该重视两个阶段探索的相互补充,意识到生活化教学有利于核心素养的培育,核心素养的培育最终要落实于人的具体生活,核心素养的培育并非终结,它依然需要随着社会和学生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论杜威的知识德育与直接道德教学思想

生活教育论和生活德育论的鼻祖杜威,理所当然地要对知识德育和直接道德教学进行批判.但他并未走向极端,而是探讨了知识德育实效差的原因：知识德育基于错误的伦理学理论.他认为,如果把伦理学当作是对现实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的研究,那么这种伦理学是可以在中学进行直接教学的.道德知识有两种：本体性道德知识和条件性道德知识.他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两种道德知识的直接教学方法.

马丁·布伯对话哲学视角下的直接道德教学探析

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以对话哲学思想为基础,围绕关系本体论展开,对现行教学活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教学活动应重视教学中的精神相遇,注重教学的相互性,实现教学活动中真正的对话。布伯的对话哲学思想为直接道德教学提供了新的方向即教学角色中教师从"权威者"到"合作者";教学方式从"讲授"到"对话";教学目的从外在评价到学生自身发展。它也为直接道德教学开拓了新的可能路径,即创设和谐的直接道德教学氛围;实施对话式直接道德教学方式;构建弹性的直接道德教学评价。

直接道德教学的德育价值——兼与刘长海教授商榷

在《教育中的道德原理》中,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评断似乎成了现代德育课程设置的“悬案”。《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再认识——与高德胜教授商榷》一文提出,杜威“归根结底认为‘直接道德教学’有必要、有价值并且可以有实效”。但在理解杜威所言的直接道德教学是什么的问题上,在阐释杜威的道德观、道德教育观及杜威来华演讲的内容上,该文存在诸多有待商榷之处。以杜威1893年、1897年、1909年刊发的三篇有关学校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学的论文为线索,以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直接道德教学理论和实践探索为背景,以杜威的道德观和道德教育观为基础,可以发现杜威否定那种直接教授道德的道德课程。杜威的否定既是针对当时教育实践层面的偏颇而具有现实必要性,也是基于其道德理论而具有理论必然性。然而,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否定论断值得再思,其道德理论中克服知识与行动的二元论问题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探讨。

“直接道德教学”的困局及其突围——兼论杜威德育思想的现实启示

在以往关于杜威德育思想的研究中,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杜威否定“直接道德教学”。依据杜威相关论著,该观点并未遵循杜威本意。杜威没有否定“直接道德教学”。杜威认为“直接道德教学”是有存在价值的,因受制于专门化的学科设立、外在化的教育指向、知识化的教育形态才无法发挥育人功能。杜威提出通过学校生活、教学方法和学科的“三位一体”来实施学校德育,以化解“直接道德教学”的现实困局。这一主张对当前我国学校德育拓展德育渠道、转变育人观念以及促成德育课程转向具有镜鉴价值。

学校道德三位一体导向的间接德育论——兼析西方直接道德教学的兴衰

我国学术界对于杜威是否反对直接道德教学争议不休,系统梳理杜威的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澄清这一问题。直接道德教学在美国学校兴起之际,杜威曾经是它热情的支持者,但数年之后出于教育伦理考量,杜威转变成为直接道德教学的尖锐批判者,最终他基于其民主立场而成为它坚定的反对者。杜威以社会学与心理学平行论述构成教育基础的伦理原则。首先用社会学术语阐明学校生活伦理、教法伦理和教材伦理,从中识别出社会力量、社会理智、社会兴趣三位一体,进而用心理学术语将其转译为品格力量、良好判断力、精细敏感性三位一体,最后以这种学校道德三位一体为标准检验学校生活、教法和教材。杜威采取教育目的与手段相互建构的理论框架探讨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在论述学校的道德目的中考察其实现所依赖的资源,提出间接道德教育的主张;在论述间接道德教育时,聚焦学校共同体给予的道德训练、来自教法的道德训练以及学程的社会性,阐明学校的道德目的在于学校道德三位一体。这种以学校道德三位一体为导向的间接德育论,引导了跨科德育课程的尝试、全方位德育的探索以及直接道德教学的衰落。世界各地各具特色的全方位德育,以及在此框架下多种多样的跨科课程或综合课程的实践,宣告了间接道德教育理论的胜利。

我国基础教育中的“思想道德课程”问题

本文系统考察我国基础教育中的思想道德课程演变的过程,并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特点与“思想道德课程”国际比较的背景上考察,既证明我国现行“思想道德课程”的必要性,同时也揭示其局限性。

略论杜威关于"学校道德"的见解——《教育中的道德原理》平议

杜威《教育中的道德原理》这部著作对作为学校工作专门领域的"直接道德教学"有效性的质疑,着眼整个传统教育的弊端揭示传统的"道德教育"失效的缘由,颇有见识;至于其中提出的"道德教育"的新思路,即"间接道德教育"或全方位的"道德教育",无论在其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上,都对20世纪道德教育发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关于杜威"学校道德"见解的考察,将有助于理解"德育"成效的问题。

对杜威道德教育“根本问题”的再认识

杜威一个多世纪之前所发表的《教育中的道德原理》可以说是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之作。所谓教育中的"道德原理"其实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这一"基本原理"对中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都是深远的。我国21世纪以来的德育课程改革,其实也是在与杜威进行理论辩驳的过程中艰难前行。如今看来,杜威所提出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虽然深刻,但也有思想上和逻辑上的"缝隙"。"道德观念"虽然来自生活,但并不足够;培育"道德观念"的"三位一体"的学校生活只是杜威的理想预设,现实并未如他所愿;不能只从是否对行为有效的单一角度来衡量"关于道德的观念"的意义,从人的整体发展来看",关于道德的观念"具有多重价值;"直接道德教学"在最坏的情况下才是"关于道德的知识"的传授,在理想的情况下,"直接道德教学"既可培养"道德的观念",还可以使"关于道德的观念"与"道德的观念"实现互相转化;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道德观念"与"关于道德的观念"的区分,而是二者的相辅相成。

言证的限度:教育哲学对杜威道德教育思想若干争议的处理

在教育哲学领域,决定教育陈述效力的主要是其中包含的论证,而不是作者使用的言证。言证有一些合理的应用方式,但是其限度也极其明显。耐心追踪作品包含的论证,决心接受优质论证的结论、拒绝低劣的论证,对于言证所提供的结论保持谨慎,这是教育哲学在面对各种争议时可能采取的一个处理方案。论证是甄别意见洪流中各种胡言乱语的一个标尺,也是对教育讨论中各种非学理因素的抵抗。在呈现了杜威哲学的核心论证以后,他在直接道德教学上的立场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国内德育学者近两年来的相关争议自然消弭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