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予夺褒贬”与“据事直书”——中国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及其演变趋势

评价历史和叙述历史是历史学中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史家治史应当两者并重,不应在价值观念上心存轩轾,或者区分畛域。但因不同时期史家治史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致发展成“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这两种理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趋势,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齐史之书崔杼”到“司马迁之述汉非”——试论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

中国史学素有直笔的传统。历代关于直笔的议论,不出“据事直书”四个字,常常标举董狐、南史以为风范,辄云“直归南董,辞宗丘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其实,董狐等人未必做到“据事直书”,而司马迁也不尽于“据事直书”。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差异,这个差异,反映了我国古代的人们对于“史”的观念和历史认识能力的重大变化,是史学长足进步的结果。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古代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

“直书”与“曲笔”——《史记》艺术中的一体两翼

实录是史学的最高境界,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直书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但却不是唯一的手段。在处于“不可为之时”,又要达到“贤贤贱不肖”的目的,曲笔就成了必要的选择。倘若直书需要的是不畏强权的勇气,而以曲笔实现“不虚美,不隐恶”,就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智慧。曲笔的使用,亦使得人物形象复杂丰满。直书与曲笔相辅相成,形成《史记》艺术中的一体两翼的紧密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家与秉笔直书

文章通过对中国史学家与秉笔直书的论述 ,阐明了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中国古代史学家的高风亮节 。

《史记》的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重要特征。直书与曲笔在史论家的笔下至少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直书"是不受外界干扰直接书写历史事实;"曲笔"是违反历史事实凭空编造。第二层涵义:"直书"是"直接书写","曲笔"是"迂回曲折地表达"。第三层涵义:"直书"是直接正面书写历史事件,"曲笔"是"明书甲事,隐射乙事"。这三种不同涵义的"直书"与"曲笔"在司马迁《史记》中都有体现。直书与曲笔看似对立冲突,实则辩证统一。

从“奋笔直书”到“以文为戏”——论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

我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而存在,所以古人往往把传等同于史,写作传记只求真实。唐代,一批兼具史才和文才的古文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传记写作不仅要求真,更要讲求文采,这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传记挣脱史学的樊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文正是从传记的真实写作观到"以文为戏"的创新写作观,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念。

胡应麟的“公心”与“直笔”说

胡应麟的“公心”与“直笔”说王记录中国古代关于史家素养的论述，影响较大者，前有唐代刘知几的才、学、识“史家三长”说，后有清代章学诚的德、才、学、识“史家四长”说。然而，在刘知几之后，章学诚之前，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史书毕》中提出的“公心”与“直笔”二...

传统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再探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提倡直书,从董狐书法不隐到南史仗气直书,皆突显了史家对"直书"的坚持.尽管如此,"直书"的对立面"曲笔"却几乎一直伴随着"直书"而存在.直书与曲笔各有其存在渊源,但无论如何,直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史学的发展中",直书"与"曲笔"呈现出既对立又共存的关系.

秉笔直书述论

秉笔直书是我国历史记载的优良传统,为史学家世代遵循,有许多史家甚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历代史家的秉笔直书才给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基本可信的史料,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在我国古代,史家一直面临直笔与避祸的两难境地,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常使史家的直笔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绝对的直书是不存在的。

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史家，对这两种史学现象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并从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入手，探讨了“直书”与“曲笔”产生的原因。

秉笔直书写报史——记吴玉章奖得主吴廷俊教授

在本世纪初叶,有一家以“大公报”命名的报纸在天津创刊,它的命运与中国近代革命一样,几经风雨,几经沉浮。然而,它一直保留到今天仍在香港继续出版。它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中文报纸,曾由地方报纸发展为全国性的大报,全盛时期每日发行近20万份,成为当日的舆论重镇。它也是唯一在国际上为中国报业赢得荣誉的报纸。

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国历代史家强调秉笔直书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春秋笔法"、史学从属于政治的命运、史学家的个人问题、文字记述的主观性等原因,史料中曲笔现象处处可见,但是,曲笔也能反映一定的历史真相;直书与曲笔是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一体两翼"。

《秉笔直书》教学模块设计

【编辑提示】课堂教学过程是由一个个教学板块组成的。所谓的“模块式备课”就是在整体把握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把教学活动分解为几个主要的板块,对每个板块设计多个实施方案,让教师根据自己的实际进行选择、补充、完善。这样,模块式备课既为教站在理论的高度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又为灵活调用各种资源、提高教学有效性提了良好的空间。集体备课时,只要把握好关键的板块以及板块间的联系,就能达成智共享。 下面所要展示的是成都市玉林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语文备课组的模块式备课。该课小组在个人事先独立钻研文本、熟悉教材、设计预案的基础上,大家按照课堂教学程和环节分别进行交流、碰撞和争鸣,每一环节可设计哪些模块,每一模块该怎么进,不同的模块适合哪种教情和学情……正是建立在充分交流、激烈碰撞的基础上,主人对集体交流的成果进行整理,形成了授课的方案库,并把这个集体备课的成果发在校园网上。在这个方案库里,不同的重要教学流程、环节都以模块的形式呈现,便备课组的老师们快捷、高速地下载集体的智慧,并根据自己的教情、学情及教学风格择适合自己的模块,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形成自己的授课方案。总之,要备课组各成员把握住关键的板块以及板块间的联系,集体备课的有效性就能够充发挥出来,进而达成整合知识、共享智慧、有效教学的目的。

元明时期白话的转折与渐进——以《大学直解》《四书章句集注》《四书集注直解》(大学)词语比较为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许衡《大学直解》、张居正《四书集注直解》都曾对《大学》进行过解读,因他们分处于南宋、元、明三个不同的朝代,通过对这三部书《大学》篇所用词语异文的比较,能够直观地反映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文白词语的替代与转换,并借以观察一定历史时期内文白转型的趋势。

新闻报道的“秉笔直书”和“春秋笔法”

“秉笔直书”和“春秋笔法”是中国史学的两大传统，后世的史家一直是遵循着这两个传统从事历史著述。 “秉笔直书”，即直笔，遵循“书法不隐”、“据事直书”的写史原则，众多史家把这种实录精神作为著述史书的毕生目标。这种“秉笔直书”的写作原则，延续到今天，对我们新闻工作者来说，也同样有着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秉笔直书思想

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沿袭着秉笔直书的传统,历代史家更是把秉笔直书作为撰写历史所追求的目标。传统史学中的秉笔直书思想又是伴随着历史学一起发展的,它经历了"书法不隐"、"据事直书"、实录、直笔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这一历程中附加了史家的主体思想,承载了史家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