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省先行：清末“裁驿”的态度、举动及反响

在清末的制度转型中,明显呈现出中央政制设计与直省新政施行之间不同步的现象。中央政制需要平衡部院、人事的利益冲突,而直省州县则更加强调新政改革的现实作用,在中央部院因故未能推动政制改革时,直省督抚常从本省利益出发而推动相关新政在具体地域的实施。以清末"裁撤驿站"为例,尽管朝野对驿弊了然于胸,但中央与直省官员对裁驿却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最早裁撤驿站反是江西巡抚的个人推动。详析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进一步了解清末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复杂面相和人事利益关系以及中央与直省的权责分野和消长升降。

清代直省驻防旗地浅探

今天满族分布于全国各地，与清代直省驻防有关。中外史学界研究清代旗地的论著较多，但鲜有研究驻防旗地者，概由于多数学者认为自康熙中叶以后，拘于驻防官兵不许在当地置办产业之禁，致使直省驻防没有旗地而多以俸饷为生所致。其实，驻防旗地与畿辅京旗旗地同样属于国家所有，非私人产业，故其存在与否和此谕令无关。多数直省驻防在设置之初即为之圈占了旗地，因所处地区土地资源不同，设置旗地的情况也有差异。在土地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既为驻防官员分拨了俸米地，也为驻防甲兵和余丁分配了口粮地；在江南人烟辐辏之地的驻防，未给官兵分拔地亩；在土地资源界于两者之间的驻防地，仅为驻防官员分拔了俸米地，而未给甲兵、余丁分拨口粮地。此外，清政府在设立各直省驻防时，均为之圈占地亩，设置了马厂，马厂地应该属于旗地。马厂地亦仅非山地，其多数为可耕地，所以乾隆以后，直省驻防多将马厂地开垦招佃，许多马厂地成为可耕的旗地，这些旗地一直延续到清末。因此，直省驻防均存在数量不等的旗地，并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分布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代直省驻防满洲旗人萨满祭祀考析

以往清史研究多认为,直省驻防满洲旗人的文化已完全被汉文化所包围和淹没,本文从萨满教的视角加以考察,通过分析青州驻防、荆州驻防、广州驻防满洲旗人的萨满祭祀活动,表明清代直省驻防满洲旗人大都延续了萨满祭祀活动,各地存续状态有所差异,说明驻防满族群体面对各自不同的境遇,在本民族文化和汉文化之间做出了适应性的选择,体现了清代满族的文化自觉。

直省商政统筹与清末外官制改革

清廷对于直省商政的统筹,始于1907年颁布的直省官制通则。其通过设置劝业道统筹农工商各业,藉以实现"集权"之目的,恰是清末官制改革试图改变内外相维格局、转为上下有序、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改制前各省主管商政的商务局同时兼具生产与行政双重属性,无法完全归并于劝业道,导致清廷集权的举措未能按照预设安排施行。这一曲折不仅反映了改革目标与结果的差距,也表明制度移植不能脱离国情。

清代非直省地区的法制特点初探——以蒙古、回疆及西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清政府对蒙古、回疆及西藏这三个非直省地区的立法中既彰显中央王朝的意志也充分体现地方利益。在司法审判中,对于事关国家主权及重大刑事案件保持中央绝对权威,同时允许地方固有法的存在,形成了清代非直省地区立法与司法上的多元化特点。这一特点实质上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两种政治力量博弈的法制化表现。

清代直省驻防八旗寺庙祀神刍议

有清一代,直省驻防旗人分驻各地长达200余年,寺庙作为驻防城内一种特殊的、开放的社会空间,是大批旗民信徒表达精神诉求的重要场所。本文考察清代直省驻防八旗寺庙内的祀神,分析寺庙祀神来源、武将崇拜以及驻防八旗旗庙的特点,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直省驻防旗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旗民关系的面貌。

清代直省驻防满城选址的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分析

沿袭诸多明制的有清一代,创建了用少数兵力控制辽阔疆土的八旗驻防制度,不同时期建立的"满城"即是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直省驻防满城是清廷设置在各行省的驻防城,其意在弹压地方、节制绿营。直省驻防满城的选址有其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这些因素及原则不仅反映出清廷掌控国家的战略思路,同时也暗含着清廷从早期在各行省设置驻防满城的犹豫,到平定三藩后对全国设置驻防满城的重视,再到通过兴建满城来缓解旗人生计的直省驻防发展过程。分析清代直省驻防满城选址的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有利于从多角度看待直省驻防,从而为与直省驻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依据。

清末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与运作

直省商政机构适晚清重商主义兴起而设。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重商的社会思潮,朝野人士纷纷吁请成立正式的商政机构,但在"不与民争利"观念的支配下,清廷对于设立专门的商政机构,依然迟疑不前。各省督抚在甲午战后率先设立了地域性的商政机构——商务局,成为先于商部的产业行政整合机构。各省商务局的设立,从知识与制度的相互关联方面,折射出晚清对商务的重新定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化。从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到丙午官制改革设劝业道以专责成,体现了清末经济改革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最终促使清廷将商事机构纳入正式的职官体制。

清朝“直省-藩部”二元结构下的边疆治理经验

清朝在入关前即统一了漠南蒙古,明清鼎革之后清朝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乾隆朝大一统时,清朝疆域内的藩部相比清初更多,故清朝“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有所强化。清朝在直省和藩部地区推行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即在中原直省地区总体实行府州县体制,在西藏、蒙古、新疆等藩部地带大体实行具有一定自治权的特殊体制,如札萨克制、噶夏政府制等。通过研究清朝在藩部地区实行不同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发现,在治理疆域时,不仅要因地制宜,也要因时制宜,以确保政策顺应历史趋势。

长城沿线直省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朝逐步统一中原和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长城沿线直省地区在清朝完成统一之前是守御京师和内地的前沿,在统一进程中是清朝统一边疆民族地区的依托,在实现大一统之后则是清朝经略边疆民族地区的支撑。长城沿线直省地区从军事、行政、后勤等多方面对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体现了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藩部经略与直省支撑——二元疆域结构下甘肃在清朝经略西藏中的作用

清朝在入关之前基本统一了漠南蒙古,同西藏顾实汗和达赖喇嘛有了使者联系。清朝入关后,统一了原明北方直省地区,同青海蒙古和西藏在地理上更为接近,联系也日益紧密,顺治朝达赖喇嘛入京朝觐便是这一形势的体现。清前期,清朝先后统一了漠北蒙古、漠西蒙古等藩部区域,最终实现了大一统,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而甘肃作为原明九边之一,作为清朝最西北的直省,日益成为清朝统一和经略西藏的依托。对清朝经略西藏而言,甘肃地区在军事支撑和后勤保障上发挥着独特作用,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下直省和藩部之间的相互依存。

咸同之际总理衙门与直省之间的洋货免单和通商章程问题之争

庚申议和后,新开口岸的设关征税问题,既关乎国家帑项,又牵涉直省利益。在口岸洋货免单与制定通商章程等问题上,各省情况不同,利益诉求不一,纷争不断。总理衙门身任洋务专责,与各省频繁咨商,努力消弭分歧,最终确定均衡征税的原则,并制定出适合各省情况的通商章程,期间的往还纠结较典型地反映了咸同之际总理衙门初设时与直省关系的复杂面相。

清代直省驻防城在其所依附城市中的历史遗存

八旗驻防制度是清廷独创的以少数兵力掌控辽阔疆土的军政制度,而驻防城则是落实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清廷有计划地强行置入各行省的直省驻防城,尽管随着朝代更替、战事频仍、城市改造等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损毁,但其显性及隐性历史遗存至今仍丰富着其所依附城市的文化内涵。文中对21座直省驻防城(包括16座满城)的历史遗存进行梳理、发掘,不只是为城市特色营造、历史街区保护、新区建设等决策提供依据,更是为了找寻城市的记忆,让城市的历史文脉得以延续。

清代直省驻防城对其所依附城市形态演变的作用

沿袭诸多明制的有清一代,创建了用少数兵力控制辽阔疆土的八旗驻防制度,而"直省驻防城"则是落实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直省驻防城是清廷有计划地强行置入各行省的军事驻防空间,它的出现打破了其所依附城市以自组织形式演变的渐进状态,而不得不采取突变形式被动地接纳这一现实。尽管城市形态演变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直省驻防城的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所依附城市形态演变的历史进程。

同光之际总理衙门与直省之间的人事分歧(1868-1882)--以丁日昌的晚年仕宦生涯为中心

同光之际,沈桂芬主持总理衙门,在洋务人才的选用上持门户之见,与直省之间产生严重分歧,引发直省疆吏的严重不满。尤其在丁日昌的使用上,总理衙门首鼠两端,虽明知丁日昌的洋务才能“冠绝流辈”,却始终秉持过河拆桥的功利心态,有事荐用,事毕即弃,此举不仅使丁日昌的晚年仕途异常曲折,而且恶化了总理衙门与直省之间的关系,严重影响了同光之际清朝的对外交涉,成为晚清新旧体制关系变动的缩影,其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边疆经略与直省支撑:陕西地区在清朝经略西藏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朝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经历了若干阶段。西藏地方发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使得清朝不得不从直省地区调拨人力和物力以经略西藏。尽管清代陕西地区与西藏并不接壤,但由于陕西是中国古代经略西北边疆的传统重地,加之陕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自然条件,这使得陕西一度成为清朝经略西藏的中枢和前沿。清代时,驻扎西安的陕甘总督(川陕总督)曾经深度参与清朝经略西藏的进程,在清朝管理西藏、保障出入藏贸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事务也是清前期陕甘总督辖区变化的主要原因。清代陕西地区在军事力量、后勤供应、交通保障等方面支撑着清朝统一和管理西藏,体现了陕西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反映了直省地区特别是边缘直省在清朝治理边疆地区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论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早期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影响(1913—1922)——兼谈民初商品陈列所与博物馆之别

1913—1922年间,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作为我国早期商品陈列所之典范,开展了实业调查、出洋考察赴赛、打造民族主义“展览综合体”,以及联结省内官、商、民阶层等多重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一面极其依仗个别“技术官僚”的推动,一面却也由特殊化转向常态化,同时也使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职能属性日渐丰富。因此,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不仅有力促进了民初直隶省实业的繁荣,还推动了直隶地区国货运动的开展,更为近代中国会展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诚然,商品陈列所可视为中国现代博物馆之滥觞,但二者却也在职能、理念与定位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同治初年总理衙门的“抚夷”政策与直省洋务差异——兼论总理衙门与直省之关系

同治初年,总理衙门坚持以条约羁縻洋人,维持大局,对外政策趋于柔和。然各省因洋务观念与本位利益的不同,对总署的“抚夷”政策看法各异。总体而言,内地官绅因风气闭塞,往往认为依约办事为媚夷之举,遇有交涉,仍坚持华夷之辩,动辄激烈相抗,酿成诸多交涉事件。东南各省督抚因久历洋务,较了解夷情,大体认同总署的羁縻政策,但在具体案件上看法各异。各地洋务差异不仅影响总理衙门与直省之间的关系,亦对晚清的洋务交涉构成挑战,其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

清代直省官员没有专项办公费用,导致陋规盛行,雍正朝已通过耗羡归公及定额发放养廉银试图补救。但咸同后官场应酬及公务需索无度,陋规津贴名目繁多,吏治腐败与财政混乱相伴而行。光宣之交,在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促动下,统一公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公费"概念认识的模糊,直接造成制度立意的偏差,为官吏化公为私提供了可乘之机。虽迄清亡直省公费标准仍决而滞行,但其所开启的行政经费用途公私不分的恶例,以及官制改革、财政与吏治相互制约影响的教训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