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唐代直诉制度职能述论

直诉制度是指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控告人可超出一般受诉官司和申诉程序,向最高统治者或特定机构申诉冤情的一种非常规诉讼制度。它在古代平反冤狱,保证司法公正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唐朝直诉制度的理冤职能不强,主要是作为统治者广开言路、招贤能的一种途径。唐代对直诉所做出的种种规定,是造成此制度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汉唐时期直诉制度探析

直诉制度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种特殊制度,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最高统治者裁决,也是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的最后机会。本文先简述直诉制度的历史渊源,再结合从《中华法案大辞典》(以下简称《辞典》)中选取的近二十个案例来阐述汉唐时期直诉制度的运作机制,并对此时期的直诉制度作出评析。

渊卣铭文与西周时期的直诉

渊卣是近期出土的铭文较长的西周时期器物,董珊、李学勤等先生对其铭文进行了考释,但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对铭文中一些关键的地方进行了新的考释。渊卣铭文的释读引起了我们对西周时期直诉问题的关注。西周时期的民众可以通过设立在都城中的路鼓、肺石等设施向周王直诉,当时的大仆、御仆、御庶子、朝士等职官掌管着直诉方面的事务。

直诉制度的历史实践渊源新证——以包山楚司法简为材料

通过对包山楚司法简的案件文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即有类似后世"直诉"的诉讼程序制度实践,而且当时楚国的"直诉"程序已经较为成熟并应达到制度化的层面,楚国的"直诉"制度也可能正是同时期成书的《周礼》关于"路鼓肺石"类直诉制度的实践渊源。由此可以判断,直诉制度的成型应在战国时期,我们对汉唐时期直诉制度方才成型的传统观点,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我国古代直诉制度的反思——兼与英国衡平法的比较

我国古代的直诉制度是法律规定的一项特别诉讼制度,即为了保证司法公正,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如遇案情重大和冤狱莫伸者,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序的范围,打破审级的限制,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或者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申诉的一种司法制度。近年来,我国学者研究我国古代包括直诉制度在内的传统司法制度,认为我国古代司法也有"衡平"的传统,并把这种传统称之为"衡平司法";其实我国古代直诉制度与英国的衡平法在产生和发挥效用的过程中,确有一些暗合之处,但也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国古代“直诉”概念的再讨论

中国古代"直诉"制度是法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界对"直诉"一词的理解既有共识,也有明显的异见。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直诉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直诉"一词内涵丰富,对其理解不仅要留意广义与狭义之分,还应注意其在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层面的差别。

直诉与涉法涉诉信访之比较

通过诉事形式、对象、程序、功能等方面的比较可知,中国古代的直诉与当代涉法涉诉信访之间既有外部的差异,也有内在的相似性,相似之根源即古今相类的权力结构。就此而言,直诉即中国古代的涉法涉诉信访。基于此,学界可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视阈下从制度合理性、程序与实体、权力制衡等进路展开对直诉制度的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改革视阈下“刑拘直诉”制度之重塑

为了顺应全面推进刑罚"轻缓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趋势,司法实践针对轻微刑事案件,有必要提倡刑事诉讼程序速裁化,实现"公正为本,效率优先"的诉讼思维理念。因此,为了解决当下未决羁押期限过长所导致的严重侵蚀效率与公正诉讼原则的诟病,同时也为了消解诉讼阻碍案件证据收集和法院存在"以押定刑"晦涩作法的问题,我们应当重塑刑拘直诉制度模式。在刑事拘留阶段,着重考虑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直接跳过刑事逮捕羁押阶段,在公诉阶段贯彻法定从宽处罚理念。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现代启示——以录囚、直诉与会审制度为核心

追寻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现代启示不能离开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分析与考察,否则研究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录囚、直诉与会审均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曾经在传统司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明确该制度的运行机制后,应当洞悉该制度的精神意蕴,侧重明发此种精神意蕴对现代的法治建设价值几何。录囚、直诉与会审制度的核心价值是"仁",换用现代法学的语汇是对"人"的关注,解析传统法律中对人的形塑与关怀,与现代法治文明中的人的地位进行合理性通约,乃是传统司法文化古为今用的不二法门。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现代启示——以录囚、直诉与会审制度为核心

录囚、直诉与会审均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传统司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明确该制度的运行机制后,应当洞悉该制度的精神意蕴和此种精神意蕴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录囚、直诉与会审制度的核心价值是"仁",换用现代法学的语汇是对"人"的关注。解析传统法律中对人的形塑与关怀,与现代法治文明中的人的地位进行合理性通约,乃是传统司法文化古为今用的不二法门。

中国古代直诉制度对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启示

涉法涉诉信访与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极其相似。从古今政府对特殊诉讼制度的管控和利用、普通民众对这些制度的信赖与滥用、制度本身反映出的程序与实体之纠缠、传统法文化影响下法的功能认识偏差四个方面出发,都能从古代直诉制度中找到其对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现代性启示。

认罪认罚语境下刑拘直诉机制的完善

刑拘直诉作为一种新的办案机制,在有力惩治犯罪、提高办案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因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拘直诉的适用存在争议。意欲确保刑拘直诉落到实处,需要明确法律依据、统一确定适用范围、细化适用程序、加强检察监督。

古代直诉制度的意蕴解读

直诉制度从起源时起就承载了中华法文化的许多特质,特别是蕴涵其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治主义传统。从价值意蕴上看,它体现了"人本"理念下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治国对百姓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反映了"仁者爱人"、"民惟邦本"和"道德教化"等人本思想的核心价值。从实证意蕴上看,传统中国直诉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治方式下百姓诉求表达的曲折艰难和君主的制度诉求。对直诉制度进行深层解读有助于发掘并利用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直诉制度之法理分析

直诉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特殊的诉讼制度。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古代常规诉讼制度的不足,而且对国家官员的司法腐败具有一定的监督和纠察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古代民众洗脱冤情,诉求正义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法理上对它进行分析,有利于人们透析其存在的法学基础,明晰其运行的法学机理,进而探究其在当代进化和重生的可能性。

刑拘直诉方式的审视与反思

刑拘直诉是各地改革探索的产物,其产生的表层原因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推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需要以及羁押替代性强制措施不力,而深层原因则与效率优先的司法改革认识误区、刑事拘留功能定位的异化分不开。刑拘直诉虽然具有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以及防止刑期倒挂的优势,但却因严重忽视刑事拘留的紧急性要件、任意延长刑事拘留的期限而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此种诉讼方式有待商榷。

论中国古代直诉制度

直诉制度是一项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理冤制度,承载着中华法律文化的许多特质。其曾经的存在,既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也暴露了自身的局限性,正因如此,直诉制度能引发我们对当今法治的很多思考。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直诉制度的价值,为我国现今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浅议京控制度中的直诉传统

封建社会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经历的较为漫长的一个阶段。自唐宋之明清,司法制度精密程度有大幅度下滑的趋势。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明清时期的司法上具体的规定更为模糊化。在判案方面,尤其在民事诉讼层面,更多的是依照审判官员的司法知识与心中好恶来判断。故此,司法官员将法律同我国传统行为规范中的道德结合一起。而二者相互杂揉的特性,远于奴隶制的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伴随着儒家理论同大一统的政治制度融合,法律本身的道德化趋势也逐步加强。与此同时,法律的顺利运行和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往往取决于道德合理、遵循天道伦常。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精确、中立的一些特点却大幅度弱化。若是可以判重刑的刑事犯罪,或许司法官员需要多依照律文来决定。但要是民事性质的案件,司法官员自由裁量而定案几乎没有限制,这样直接导致基层人民,特别是占据帝国绝大多数人口数量的农民,在司法地位上及其底下而弱势。所以,在我国历史上的司法制度大厦中有重申、再审、会审等一系列监督昭雪制度。希望借由此类制度来弥和巨大的社会矛盾。其中,京控制度无疑是其中极具特色的制度之一,他的确立正是封建最高统治者希望直接了解和缓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表现形式。

浅论海商法直诉制度

直诉制度是船舶污染损害赔偿国际公约中的一般规定，旨在保护海事商事活动污染的受害方，赋予其直接对承担船舶所有人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险人或财务担保人提起诉讼的权利，以及保险人或财务担保人援引相应的抗辩理由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