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直译体公文中外来词的特点

直译体公文是蒙元时期因蒙古语翻译而产生的一种混合语,其中有大量的外来词。直译体公文中的外来词除具有古今共有的借用规律外,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具体表现为:(1)外来词数量很大;(2)多以名词借用为主;(3)借用形式多样,其中词汇词以音译为主,语法词以意译为主;(4)音译词重音不重形,故蒙源外来词异形形式多;(5)蒙古语的形态成分借入到直译体公文中后以词的形式出现,或者成为语法成分的标记;(6)意译的语法成分体现蒙古语的复杂用法。

元代直译体公文的口语基础

一般认为元代直译体公文是生硬翻译蒙古语文献的产物，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本文 举出实证，证明元代确有一种夹杂蒙古语成分的特殊口语在北方流行，这种特殊的口语是产生直译体公文这种特殊书面语的现实基础。汉、蒙两种语言混杂的特殊口语以及直译体书面语都是在元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语言接触的结果。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元代纯汉语文献中的四种语言现象，说明蒙古语对汉语产生的影响。

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原因后置词“上/上头”

元代直译体文献中方位词“上/上头”的原因后置词的特殊用法,主要是直译中古蒙古语表示原因的后置词tula和形动词工具格附加成分-.ar /-bar的结果,并非宋元汉语所固有。直译体文献用“上/上头”对译tula和-.ar /-bar的原因:1. 两者语法位置相同;2. 宋元时期方位词“上/上头”语义进一步虚化,功能进一步扩大,与tula和-.ar/-bar有相通之处;元代非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原因后置词“上/上头”的用例,是中古蒙古语向元代汉语渗透的结果。

元代直译体公文阅读要领——以《通制条格》为例

元代法律典籍《元典章》、《通制条格》中有许多公文是用直译体写成的。直译体与传统公文所用的书面语不同。直译体的词汇是汉语的,语法是汉语和蒙古语杂糅的。阅读直译体公文必须要了解独特的公文用语及其常见组合,了解汉语、蒙古语语法杂糅的特点。

论蒙古族直译体文献《蒙古秘史》中的“每”

笔者从共时平面对明代蒙古族直译体文献《蒙古秘史》中的助词“每”进行了较为具体地描写和研究,认为“每”既有沿用近代标准汉语的用法,也有体现中古蒙古语语法的特殊用法。这样的探讨可以进一步促进直译体文献和蒙汉语言接触的研究。

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与位格研究

中古蒙古语是一种典型的黏着语,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元代蒙汉两种语言接触和融合的结果之一是蒙古语的格附加成分,尤其是它的与位格附加成分被吸纳进当时的汉语中去;由于中古蒙古语的与位格附加成分语法功能比较复杂,因而造成蒙式直译体汉语中跟蒙古语与位格附加成分相对应的有关词语的语法意义和功能的扩展。吸纳蒙古语的格附加成分尤其是与位格附加成分的其他后果是直译体汉语中前置性介词使用频率的降低和"S+Prep+O+Postp+V"杂糅句法格式的产生等。

元代直译体公文中外来词的来源及类型

蒙元时期因蒙古语翻译产生了一种特殊语体——直译体公文。这种直译体公文并非蹩脚的翻译,而是特意选择了一种在当时广大辽金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行着的、特殊的混合语作为目的语形成的。这种混合语以汉语为基础,融合了契丹语、女真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成分,长期为蒙元政府所使用。直译体公文中有大量借自蒙古语的外来词,有些承自前代,但更多的是新借。这个时期外来词的类型有音译、意译、半音译半意译和音译与意译叠加四种类型。音译多用于人名、地名或者具有鲜明蒙古特色的词语的借用,意译主要用于蒙古语语法成分的借用。

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以直译体文献的研究为中心

元代大量的直译体文献是以蒙古人所说的蒙式汉语为口语基础的。本文探讨了蒙式汉语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反映蒙式汉语的语料及蒙式汉语的性质等问题,认为蒙式汉语本质上是一种以北方汉语为上层语言、以蒙古语为底层的皮钦语。文章还以直译体文献为主要调查对象,系统描写了蒙式汉语的时体表达系统,着重揭示其在时体范畴的表达上,因底层影响而出现的若干有别于标准汉语的蒙古语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语言接触理论中有关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时体系统普遍特征的论述加以检讨,解释了蒙式汉语具有不同于一般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特征的后置时体标记的原因。

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么道”

本文利用元代明初蒙汉对译材料,讨论元代直译体文献中常见的特殊短语“么 道”与中古蒙古语引语动词 ke.e 的对应关系。指出由于语言接触,原本属于蒙古语 语法成分的引语动词有可能一度渗透到元代汉语里。

蒙古语直译体文献中的羡余现象

“是……有”“在/有……有”“说/道……么道”“么道说”“了有来”“因/为……(的)上头/上”“因此上”是蒙古语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羡余现象。这种现象是元代北方汉语口语的实际反映,是蒙古语、汉语接触的结果,体现了当时汉语口语的语法特点。羡余现象在直译体文献中比较常见,元明清时期的非直译体文献里也曾出现,不过羡余现象及其格式最终没有在汉语通用语里保留下来。通过对羡余现象的探讨,不但能够认清蒙古语直译体文献中一些语法形式产生的根源,而且能够了解元明时期蒙古语、汉语接触的状况,有助于认识当时北方汉语的语法面貌。

元代直譯體文字所反映的蒙漢語碼轉换機制

本文利用接觸語言學、第二語言習得的相關理論及國内個案研究,以元代直譯體文字作爲考察對象,系統探討了其所反映的元代蒙式漢語的蒙漢語碼轉换機制,指出:中介語的語音系統匹配(對應)原則同樣適用於語法系統;蒙式漢語的語法匹配以語法意義和功能的相近爲首要和必要條件,以語法位置相同、語音相近爲優選條件;匹配的結果包括簡化和缺省、填隙和移植、調節和疊加、偏誤和功能擴展等。匹配機制總體上導致了中介語語法系統的大爲簡化,但由於匹配落空和結構投射,中介語也從母語語法中移植了一些目標語原本没有的結構特徵;有標記特徵和無標記特徵的疊加,反映了中介語的回歸和目標語的併合狀態,通常無標記形式是舊有的,疊加形式則是後起的;中介語中存在大量母語遷移所造成的偏誤,由於錯誤運用匹配原則,其中某些語法成分的語法意義和功能發生了擴展、轉移或縮小。語法成分匹配的複雜性決定了確定中介語某個干擾特徵的母語來源的難度,我們通常大致可以推測該干擾特徵主要是源自母語的某個或某幾個成分,但卻很難明確其全部可能的來源。

元明時期蒙古語直譯體文獻中的“將”及其發展演變

文章以元代白話碑文、《元典章·刑部》、《通制條格》和明代出現的《蒙古秘史》這幾種蒙古語直譯體文獻為語料,對助詞"將"出現的結構類型和語法意義進行了考察,並把幾種直譯體文獻與近代比較標準的漢語文獻進行了比較,在此基础上對"將"的發展演變過程進行了梳理,並進一步解釋了"將"消失的原因。通過這樣的探討,不但能夠促進蒙古語直譯體文獻的研究,也能夠為近代漢語中"將"的認識提供有利的佐證,進而促進對這一助詞的研究。

元代白话碑文中方位词的格标记作用

元代白话碑文是一种镌刻在碑石上的白话文牍，多为元代统治者颁发给寺院道观的各类旨书，语言上具有鲜明的直译体特征。白话碑文中蒙汉混合的语言现象，是元代北方阿尔泰语同汉语发生语言接触的直接、生动的体现。本文主要利用笔者在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基础上增补、校订的《元代白话碑文集录校注》（初稿）所收118篇白话碑文材料，通过白话碑文与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语原文（拉丁转写）的比较对照，考察了白话汉译中方位词“里”、“内”、“根底”、“根前”、"上"、"上头"、"行"、"处"（一处）等与中古蒙古语静词的领格、宾格、与-位格、工具格、离格、共同格等附加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了白话译文中方位词所表示的"特殊"语法意义；并结合《蒙古秘史》的汉字旁译、总译，指出在《元典章》、《通制条格》、《孝经直解》等其他直译体文献，及《老乞大》、《朴通事》、《正统临戎录》等材料中汉语方位词标记蒙古语静词格附加成分的功能，进而解释直译体文献以汉语方位词对译蒙古语格附加成分的主要原因：1. 汉语方位词的后置性特征与蒙古语静词的变格成分相一致。2. 宋元时期汉语方位词意义、功能虚化，与蒙古语静词的变格成分有相通之处。最后推测，金元明初汉语文献里"

元代白话碑文中词尾“每”的特殊用法

本文利用元代白话碑文的蒙汉对译材料及《蒙古秘史》的旁译,讨论白话碑文及《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代直译体文献中所见复数词尾“每”的特殊用法。指出:中古蒙古语里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形动词等均有数的变化,与元代汉语差别甚大。白话译文在翻译蒙古语原文时,基本遵循了汉语固有的习惯表达:除指人的名词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用词尾“每”来对译外,其他词类的复数形式一般并不译出。但由于母语的干扰,蒙古翻译者们仍然把一些蒙式的表达带到汉语译文中,使得直译体文献中出现一些有悖汉语习惯的词尾“每”的特殊用法。这些特殊用法有的已经渗透到元代汉语里。

《元典章·刑部》的语料价值

本文讨论《元典章·刑部》在语法史研究中的价值。指出其中“语体吏牍”和“蒙 古语直译体”两类文字对于考察元代汉语有重要作用，但在利用前一类材料时应注 意分辨语体成分和超语体成分，在利用后一类材料时应注意分辨汉语成分和蒙古 语成分。文章内容涉及语法史研究中利用文献资料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

元杂剧虚词例释

受直译体影响,元杂剧的虚词有了非汉语的用法:方位词“里”、“根底(的)”、“上”、“上头”、“行”表示介词应具有的处所、对象、原因等意义,并形成了“介词+名词(代词)+方位词”汉蒙杂糅句式;助词“来”、“来的”、“呵”、“者”表示过去时、假设语气、祈使语气等。

元代蒙式汉语特点研究

蒙元时代蒙古族对汉族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一个副产品——蒙古语和汉语的接触和融合导致了蒙式汉语的诞生。这种直译体汉语在词汇、语体和类型学上独具特色,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对汉语产生渗透和影响的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范本。

《元典章·刑部》中的人称代词

从《元典章·刑部》中的人称代词，归纳出元代北方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第一人称用“我”、“俺”、“咱”，第二人称用“你”、“您”，第三人称用“他”。“俺”、“您”在直译体文字中分别对译蒙文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和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在一般语体文字中，“咱”、“咱每”用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俺”用为排除式。“伊”只在叙述案件经过及对案件定性的场合出现，反映的是吏牍公文的行文伎俩，并不代表口语。元代北方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实际上只有一个“他”

烟台昆嵛山哈鲁罕大王令旨考

通过对史志资料分析和实地考察,综合考证元代颁发给全真教东祖庭昆嵛山的哈鲁罕大王令旨。通过元代直译体公文蒙古语转译汉语体现的特点,通过断句和现代汉语的翻译,对令旨文字进行解读,对公文体例、颁布年代等体现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民国烟台史志资料中的有关错误作了修订,在昆嵛山全真教研究上助有微力。

从礼貌看翻译策略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研究永恒的话题，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研究方兴未艾。本文拟从礼貌理论和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英汉互译中礼貌对等的翻译策略， 并提出直译和意译构成一个连续体，翻译策略从总体来看是取这个连续体中的某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