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判断《直隶河渠书》案观点献疑

胡适对于嘉庆年间发起的《直隶河渠书》案用力甚勤,撰文论述了公案的核心问题——《畿辅安澜志》与《直隶河渠书》的关系问题.他提供了两组论据证明《畿辅安澜志》与赵一清、戴震二人以及《直隶河渠书》观点之不同,进而得出两书并无关系的结论.但由于撰文时未能见到《直隶河渠书》,一方面,他不能发现两书虽观点不同却存在一定联系的现象,即《畿辅安澜志》的某些观点实际上是针对《直隶河渠书》而发,可谓"见其异而不见其所以异";另一方面,也不能发现《畿辅安澜志》直接承袭《直隶河渠书》的内容,可谓"只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此外,他也没有认识到《畿辅安澜志》的主要作者王锟对于直隶河道事宜会有其自身见解的可能性.通过比勘可知,两书存在直接关系,这也足以反证胡适的观点不能成立.

再论《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关系问题

《直隶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赵一清、戴震等人编纂的一部关于直隶地区河渠事宜的水利志书,未正式成书。《畿辅安澜志》为嘉庆年间捐职通判王履泰进献的一部水利志书,由武英殿用聚珍版刊印出版。《畿辅安澜志》问世后,有不少学者就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段玉裁、缪荃孙、梁启超等认为该书攘窃自《直隶河渠书》;胡适则专门撰文,认为该书与《直隶河渠书》并无关系。通过进一步地考证分析,《畿辅安澜志》无疑攘窃了《直隶河渠书》,并在其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攘窃的始作俑者并非王履泰,而是他的父亲王锟。

戴震与《直隶河渠书》问题及思考

《直隶河渠书》本为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重要地理著作,赵一清、余萧客、戴震等先后参与修订。当时之人均视《直隶河渠书》为方观承之作,戴震也未视其为自己的著作。戴震卒后,孔继涵汇刻戴氏遗书时,列《直隶河渠书》入遗书中。因孔氏之误收,致段玉裁误判并坚持《直隶河渠书》为其师所撰,进而开启赵戴《直隶河渠书》一案,因此而致学界对戴震不应有之误解。段玉裁尊师过重之举,导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

戴震与《直隶河渠书》的编纂与流传

《直隶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一部水利志书,戴震是编纂者之一。戴震在赵一清编纂的基础上对书稿做了删定,确定了书名与河道次序,并搜集了部分资料为继续编纂做准备。戴震对于《直隶河渠书》的存世、流传影响巨大:《直隶河渠书》至少有四部稿本,其中三部跟戴震有直接关系,而戴震家藏本更是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的稿本。由于《水经注》案的原因,戴震参与编纂使《直隶河渠书》得到了嘉庆之后学者的关注,《直隶河渠书》公案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

《直隶河渠书》公案与引发问题述论

《直隶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由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延请当时知名学者参与编纂的一部水利志书,但因种种原因并未成书。嘉庆十三年,试用通判王履泰向朝廷进献《畿辅安澜志》,戴震嗣子戴中孚认为此书攘窃了《直隶河渠书》,因此携带书稿赴京辩论未果,《直隶河渠书》公案便由此引发,引起了众多学者如段玉裁、魏源、缪荃孙、梁启超、孟森、胡适等人的关注。公案引发出许多问题,如著作权问题、两书关系问题、卷数问题、编纂者问题等。目前,一些重要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如《直隶河渠书》的著作权问题、《畿辅安澜志》与《直隶河渠书》的关系问题,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

清代民国时期学者对《直隶河渠书》案的参与——兼论《直隶河渠书》案与《水经注》案之关系

嘉庆年间引发的《水经注》案引起之后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参与,而与之关系密切的《直隶河渠书》案则很少受到瞩目。两桩公案的发起者均为段玉裁,而《水经注》案的主要参与者魏源、张穆、孟森、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均参与到《直隶河渠书》案中,实际上为《水经注》案开辟了新的“战场”。当然,《直隶河渠书》案并不仅仅是《水经注》案的“附庸”,它引发的学术话题亦足以自成体系,如《直隶河渠书》稿本的整理与研究,《畿辅安澜志》与《直隶河渠书》的关系问题等,都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方观承《直隶河渠书》稿本问题研究

《直隶河渠书》是乾隆时期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学者编纂的一部水利志书,并未正式成书,有稿本存世。在编纂者上,戴震与余萧客参与编纂的先后问题有争论,从时间衔接来看,余先戴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关于《直隶河渠书》的书名与卷数,史籍记载不一。书名不同与《直隶河渠书》并未成书以及先后有多位学者主持编纂有关;卷数上前人论述有误,现存卷数当为90卷。《直隶河渠书》稿本至少有四:戴震家藏本、赵一清家藏本、直隶总督署本和张锦麟、胡亦常抄本。

乾隆年间方观承的《直隶河渠书》

《直隶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知名学者赵一清、余萧客、戴震等编纂的一部水利志书,也是陈仪《直隶河渠志》之后第二部直隶地区水利专志。与《直隶河渠志》相比,《直隶河渠书》在内容、体例、规模上都有了巨大进步,保存了历代特别是清代直隶地区大量的水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同时,由《直隶河渠书》引发的公案作为赵、戴《水经注》案的附庸,也成为嘉庆以来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

胡适与《直隶河渠书》案

嘉庆年间引发的《直隶河渠书》案可以视为《水经注》案的另一“战场”,许多学者曾参与此案。胡适对此案用力甚勤,他理清《直隶河渠书》的编纂过程,明确此书的著作权归属,对于平息此案涉及的著作权之争贡献较大;通过考证,发现《畿辅安澜志》所引《水经注》与赵、戴二人校勘成果之不同,为解决公案的核心问题——《畿辅安澜志》是否攘窃《直隶河渠书》提供了新的见解;对《直隶河渠书》稿的整理研究,注明现存各册各卷的稿本情况,纠正以往学者的错误,为研究书稿扫清障碍。当然,胡适的研究亦有其不足,有待作进一步探讨。

台北所藏稿本《直隶河渠书》考

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直隶河渠书》是一部记载乾隆中期以前直隶河道事宜的重要志书,但未能成书。因段玉裁等人认为嘉庆十三年王履泰进献朝廷的《畿辅安澜志》乃是攘窃自《直隶河渠书》,由此引发了一桩学术公案,多位学者参与其中。目前唯一可见的《直隶河渠书》稿本是现存于台北的戴震藏本。这部稿本只经过部分删定,体例不一,卷目混乱,前辈学者对其记载也多有不同。戴震去世后,根据史料记载,可以基本梳理书稿的流传情况。而其他本子的情况,也可根据史料记载作出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