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让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的伟大成果是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国共两党为什么能从誓不两立的冤家,转变为携手抗战的盟友呢?随后又如何能保持合作,最终取得打败日本的胜利?人们究竟应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这是值得很好研究的课题。对这些问题,不少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有过多种不同的评论。而其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让步,这是实现和坚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条件。今天。

略论邓小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辩证法

在当今时代,应如何解决国际矛盾、国际争端?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的历史条件,离不开时代发展的要求及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而在当今时代,随着各个民族和国家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历史,“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列宁语)的客观力量越来越强大,世界的整体性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依赖性日加强;而且经济越发达,对外经济联系越多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世界的依赖性越大。正是这种整体性和相互的依存性、依赖性,使国家之间形成更多的共同点、互补点,产生了更多的共同利益;既表现为共同发展的利益,也表现为共同创造经济秩序和发展条件的需要。大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对抗已不是维护其经济利益的可靠手段,诉诸战争来解决经济矛盾,不仅不能确保其经济利益的实现。

诉讼外和解的实体法基础——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

诉讼外和解与生效判决的关系,是吴梅案的核心问题。现有研究集中于诉讼法层面,莫衷一是,主要是忽视了吴梅案涉及的若干实体法问题所致。在实体法上,吴梅案及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的理论基础是:债务不履行催生合同解除权,和解协议因解除而失效,双方实体法律关系回到生效判决所确认的状态。故生效判决的执行或恢复执行,应以和解协议是否因解除、撤销等原因而失效作为判断标准,并顾及和解协议的特性。这对于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2款同样适用。目前以诚信原则作为执行或恢复执行生效判决的判断标准的做法,只能实现粗犷的正义,且包含一定的误会,应予放弃;但诚信原则仍可以用于限制解除权等合同权利的滥用,从而间接影响和解协议的效力。

和解契约的行政法建构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将行政契约纳入受案范围,但仍为有限的契约形式列举。作为行政契约的独立类型和行政行为的补位,和解契约在行政执法、行政救济等领域具有显著的价值和优势以及广泛的适用空间。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良性互惠和平衡为基轴,梳理和解契约的类型体系,明晰其缔结规则对促进依法行政意义重大。行政法上和解契约的适用应当与行政争议的解决相衔接,契入公众参与、意思自治和协商合意,坚守法定自由裁量之限制,当行政行为事实或法律关系不明时强调相互让步,围绕公平正义建构程序性规范。

争吵是为了前行

解决分歧,并不是相互让步与妥协,而是找到一个紧密团结的解决方法,这或许是《汽车商业评论》能够进步的重要原因"贾可,你太主观了!你认为这样的做出来的东西,会服众吗?"这是在《30年的梦想与焦虑》

中日颠倒过来的“公”和“私”

对于日本国民来说,公共场所无疑是相互让步的和谐舞台,如果你不主动地让步、妥协,你最终会被整个秩序"吞并",谁都不愿意承受"被大众排斥"的压力。日本人最受不了"被排斥",所以务必使劲儿"做好自己"。从穿着西装,有礼貌地陪同上司完成一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