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蔡侯申缶论东周时期的同姓相婚现象

在东周时期的出土金文和传世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同姓相婚的记载,但是这些材料并不能说明在东周时期,“同姓不婚”的礼制对时人已经没有了约束;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具体分析,发现当时的“同姓相婚”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素和个体主观因素,它是孔子所说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的一种表现,但它并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现象;西周时期“同姓不婚”的观念到东周时期依然根深蒂固,对后世影响深远。

对重婚和重婚罪的重新界定

我国现行《婚姻法》中所规定的重婚和《刑法》中所规定的重婚罪都是为了保护我国现行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以及对严重违反婚姻制度和妨碍婚姻家庭罪的一种刑事制裁,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重婚与重婚罪的界限划分却一直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故此,本文将就此作一探讨。

春秋时期宋国“内婚制”考察

"内婚制"为部族内的"同姓相婚"。春秋时期,宋国贵族虽然仍有实行超出五服之外的内婚制的传统,但国君阶层的婚姻形式并不限于内婚制,内婚制的比重已微乎其微,并且至春秋末年时已经被外婚制取代。而贵族中卿大夫阶层,内婚制的习俗仍很严重,这可从史料中很少发现有与他国贵族或本国异姓贵族通婚的事实得到证明。宋国内婚制是殷周两种婚姻制度对立的产物,也是殷周两种文化形态、生活形态交融斗争时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畸形婚姻形态。

已有妻室,为何再“娶”妹妹——析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

背景资料:王某(男,工作于某市)和马某(女)于1998年登记结婚,2000年王某为方便其妹考学,又与其妹办理了“结婚登记”,并将其妹的户口以自己妻子的名义从农村迁到某市。去年,王、马二人夫妻感情出现裂痕,马遂向法院控诉,要求追究王某犯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从春秋战国时的婚俗变异看当时社会的进步

经典作家认为,一定时期的婚姻与家庭形态是与该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而作为婚姻家庭生活外在表现的婚姻礼俗和风尚,也必然与一定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婚姻礼俗的某些变异,往往又可昭示出一个社会或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变化及其进步状况。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先秦社会激烈变革时期。

关东傻子故事的母题与文化来源

由于独特的地理文化因素和历史文化原因,关东在民间文化上形成了一种“傻子现象”。在关东民间广泛流传的傻子故事,就是这一独特文化的具体表现。除了近亲相婚的原因外,关东文化传统中对老实人品的崇尚,也是傻子故事流行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