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对严格责任在我国环境犯罪领域的适用

能否有效遏制环境犯罪的蔓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对环境犯罪的惩罚机制尚不健全,如果依然坚持其成立需要以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为前提,将无法有效遏制空前的环境危机与环境问题。因此,在环境犯罪领域中采用相对严格责任原则显得十分必要与重要,既有助于惩治环境犯罪,彰显对我国公民环境权和生命健康权的尊重与保护;也有助于威慑潜在的环境犯罪主体,敦促其加强环保责任意识;还简化了环境犯罪的诉讼程序,提高了司法效率。但是需要明确,相对严格责任毕竟只是特殊情况下过错责任原则的一项补充,其适用必须加以严格限制,包括适用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前提,罪名上仅限于个别危险性程度较高的环境犯罪以及程序上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抗辩权等,这样才能保障其适用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使其成为我国环境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相对严格责任视角下环境犯罪主观罪过探析

污染环境类犯罪由于犯罪的危害后果并非即时产生,且行为人主观上往往不具有污染环境的直接故意,由此导致当危害结果逾期产生后再去查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难度加大。为了规避环境犯罪主观罪过的证明责任,英美刑法普遍采用无过失责任。本文通过对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环境刑法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但对其司法适用应作必要限制。

最新司法解释中奸淫幼女之“明知”与相对严格责任之引入

此次两高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对于奸淫幼女中的对幼女的"明知"认定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不但肯定了"推定的明知",并且对于奸淫不满12周岁的幼女的行为人,规定了"拟制的明知"。这证明标准不断降低的背后,是在利益权衡中对幼女保护的倾斜。但是这样的"明知"名不符实,只是在我国现有罪过体系及传统罪过理论下的无奈之举,这事实上反映了我国传统罪过理论在面临风险社会时的捉襟见肘。因此,出于保护法益和风险防控的需要,应该引入相对的严格责任,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环境犯罪中相对严格责任的引入与适用

在环境犯罪中是否应当引入严格责任制度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但是学界对严格责任的批评大多集中在绝对严格责任的弊端上,而相对严格责任不仅可以解决环境犯罪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证明责任问题,也可以很好地避免绝对严格责任的弊端。不过因为相对严格责任制度也存在其自身的问题,因此,需要从三个方面对其适用进行限制,即严格限制适用罪名范围,将相对严格责任的适用限制在污染环境罪之中;严格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强化对辩护理由是否成立的判断;严格遵循刑法基本原则,确保司法公正。

环境犯罪中相对严格责任的适用

在刑法学的发展历史上，在封建社会存在客观定罪，也存在着主观归罪。刑事古典学派的兴起，才确立了主客观相统一的理念。到19世纪中后期，英美工业高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污染、工业灾害等威胁。英美法系国家出现了严格责任制度，对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有所突破，如在英国的伍德罗案中，法官认为公诉方难以证明被告人“明知”，要求“明知”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因为不要求“明知”而给被告人所带来的不公正性，所以被告应当承担责任。

论我国环境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犯罪，以传统理论为指导的刑法调节局限性已相当明显，使得环境刑法中引入以过错推定、举证责任倒置为核心的相对严格责任成为必要。与绝对严格责任不同，相对严格责任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平衡，社会防卫与权利保障的利益权衡，是我们面对异常复杂的司法实践的理性选择。

严格责任与中国环境犯罪

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事故频频发生,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虽然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护环境,但司法实践中难以达到效果,所以需要从英美法系引进严格责任原则适用于司法实践来惩治和预防环境犯罪。严格责任是英美法系所特有的一项原则,对于犯罪可以有效控制。为了减弱其不良影响,严格责任在我国的适用受到严格的限制。

理性视角下的刑法严格责任探析

严格责任是对传统"无过错则无犯罪原则"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突破。严格责任由绝对向相对的演进反映出其制度设计上应尊重的两条基本原则,即赋予相对方充分防御权及公权力干预社会生活的有限性。鉴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公民难以仅凭自己的理性对此作出合理的判断并以此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因此,在刑事立法上相对严格责任具有一定的可采性。

严格责任的内涵、评价与借鉴

严格责任是英美法系刑法中一个特有的概念,分为绝对严格责任和相对严格责任。绝对严格责任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其不符合罪过理论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以及正义方面的缺陷,应予否定。相对严格责任克服了绝对严格责任的缺陷,体现出相当的合理性,应予肯定。相对严格责任引入我国时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进行具体设计。

严格责任理论探究

探讨严格责任内涵的演变及其存在合理性这两个基本问题,并对影响我国现阶段引入严格责任的因素做初步的分析:从宏观层面,由于两大法系司法理念以及犯罪圈划定的不同;从微观层面,由于举证责任倒置对被告人负担的加重,重刑主义传统所引发的对犯罪人的负面评价、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缺乏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原因,我国现阶段还不宜大规模引入严格责任。

刑法中严格责任原则的法律内涵及适用

严格责任是在英美法系功利思想的指导下,为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法律概念。面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任务,我国刑法有必要确立绝对严格责任与相对严格责任相结合的制度,在探索建立严格责任的过程中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措施,立足我国国情,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严格责任制度。

论严格责任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

文章分析了严格责任及其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指出,在我国,绝对严格责任在环境犯罪中不适用;相对严格责任因其既注重功利与效率又注重公平与正义、既与罪过理论相符合又不违背无罪推定理论、既满足了我国打击环境犯罪的实际需要又与环境犯罪国际刑事立法趋势相符合。因此被引入环境犯罪。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刑事责任的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刑事责任主体的认定不应以民事合同的约定为判断标准,而应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甄别排污企业和第三方企业对污染源的控制和污染物的排放所具备的不同程度的控制能力,明确污染源控制权的享有者,进而认定污染结果之行为者。有行为才会有犯罪,污染行为者之认定是第三方治理中刑事责任主体认定之前提与关键。在此基础上的共犯之认定、相对严格责任之适用,才能合理有效的惩治环境犯罪,保护人类和环境法益。

试论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之应然归宿

贝卡利亚的名言“无犯意则无犯罪”已成为了近现代刑法归责的一条重要规则。然而有规则就有例外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英美刑法在灵活、务实与功利作风的引导下 ,突破了“无犯意则无犯罪”的归责原则 ,在其刑事立法和司法判例中确立了严格责任制度。从此 ,严格责任制度成为打击狡猾罪犯 ,维护社会公益及其他重要法益的强有力的武器。然而 ,对于“无罪过”行为的定罪确实使我们无法忽视其对于人类良知的挑战 ,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准则再次成为一对需要我们去协调的矛盾。

无人驾驶交通事故中的刑事责任及其分配

作为因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命题,无人驾驶具有前瞻性、规范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无人驾驶自主化、“黑箱”化的技术面向带来了刑法教义学的深刻变革,交通事故中的刑事归责体系亟需重构。首先,在无人驾驶交通事故中的刑事责任范围上,应当通过“产品责任的主导原则”限定交通事故刑事评价的类型,以及“风险的分担原则”与“风险的分解原则”限定交通事故刑事评价的限度;其次,在无人驾驶交通事故中的刑事责任分配上,应当明确由生产者作为责任主体,并在法人责任模式下,以相对严格责任的方式承担产品刑事责任;最后,在无人驾驶汽车使用人不履行消极保证义务、第三方非法介入的情况下,则应在产品刑事责任之外分别确定其刑事责任。

环境污染犯罪中严格责任的引入及适用研究

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引入相对严格责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环境污染犯罪多发、司法资源匮乏以及司法效率低下等问题,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法基本原理。对于是否应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理论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学说。相对严格责任的引入兼具合理性与可行性。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引入相对严格责任需要明析相对严格责任的地位,与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保持协调。为了在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贯彻相对严格责任,需要对其适用主体、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并且与相关配套制度相结合。

环境犯罪的惩治与传统刑事归责原则的创新

由于环境犯罪侵害的特异性和主观认定上的困难,传统刑事归责原则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面临着困境。对此,西方各国刑法理论先后提出了相对严格责任、绝对严格责任、新新过失论等理论。基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和刑事责任的价值与功能,对环境犯罪应采取一种相对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即通过诉讼程序上的举证责任的倒置来减轻犯罪指控的难度,直接根据污染事实推定被告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是有主观过错的,但同时允许被告反证自己主观没有过错。

可能发生的实害——“醉驾”准确定性的关键

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但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的主观方面应认定为过失。主观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实害"出于过失,客观方面仅有醉驾行为而无实害结果,或虽有实害结果但未达到严重程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有实害结果且达到交通肇事罪条件的,构成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实害"出于故意,客观方面对公共安全不论是造成实害还是仅有危险,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践中对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应当采用相对严格责任原则。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包含较大的立法风险,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性适用。

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处罚

新兴的人工智能犯罪正在挑战传统的刑法概念,特别是犯罪行为、犯罪意图、因果关系和刑事责任。尽管学界展开了关于人工智能刑事主体资格的激烈讨论,但我国刑法尚未赋予人工智能独立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虽然现阶段人工智能的行为几乎完全可以归责于人的行为,现有刑法体系可以应对弱人工智能产生的大部分危害,但是对于强人工智能或超级人工智能实施的新行为,刑法可能不足以应对。对此,刑法有必要作出适度改革,增设人工智能相关的罪名,确立相对严格责任制度,以有效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行为。

网络社会视域下对奸淫幼女行为的思考

随着应用软件的普及,网络社会中幼女面临着更多潜在性危险,性侵害幼女犯罪形势不容乐观,近期少女妈妈视频的大量传播便折射出法律规定与现实相脱节。奸淫行为对幼女及其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严重危害,我国法律对奸淫幼女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罚,但在成立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主观要件方面仍存在着争议,对此可考虑借鉴英美刑法中法定强奸罪的有益成分,对奸淫幼女行为实行相对严格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幼女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