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权之相对义务探析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大学生就业权的相对义务的切实履行对于大学生实现就业至关重要。而政府、高校、用人单位是大学生就业权的相对义务主体。政府促进就业,高校指导就业,用人单位公平招聘和守约,共同构成了大学生就业权的相对义务体系。

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相对人审查义务的合理性质疑——以对我国《公司法》、《合同法》相关条文的规范分析为视角

如果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以公司名义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该合同效力为何?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相对人是否负有审查义务?若是担保相对人有此项义务,那么应当审查什么,按照什么具体标准审查,违反义务又当如何?有学者认为,基于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和实务中维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权的需要,应当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相对人负有审查义务,但此观点合理性存疑。

行政法中行政相对人义务的权利对应研究

行政法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基本对应的,但立法与执法实践并非如此,有时恰好相反,行政相对人履行了义务却没有权利对应。行政相对人义务的权利对应的理据在于:公民的权利是行政权的来源,缺失权利的行政法不是行政法本身,权利的明确,行政权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公民权的保护才能到位。行政相对人义务的权利对应的实现需要做到:权利意识的提升,相对人权利法定范围与内容的扩大,权利推定的深度承认,以及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对应的行政主体义务的强化。

行政调查程序中相对人协助义务探析

相对人协助义务因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构成其正当化的依据,在具体类型上分为作为义务与容忍、服从义务。相对人协助义务的合理配置,核心在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调查职能与相对人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包括相对人应具备协助之行为能力、明示制度、采取最小的损害之手段、拒绝履行协助义务的法律后果。

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时相对人审查义务研究

在商业活动日趋繁荣的社会环境下,公司作为法人主体为他人提供担保,既是公司人格化情景下应有的权利能力,也是公 司参与现代经济活动的一种需要。公司关联担保合同效力的一种裁判思路是先认定法定代表人构成越权代表,再结合个案具体情形判 断合同效力,如何对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其权限进行辨别,即相对人的审查义务问题,本文对其必要性、 义务范围、界定标准、法律后果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

谁来保证大学生的就业权——大学生就业权保障义务探析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大学生毕业生就业权的顺利实现需要多种因素，其中，该权利的相对义务的切实履行至关重要。政府、高校、用人单位作为大学生就业权的不同相对义务主体，各自负有一定的义务。政府促进就业，高校指导就业，用人单位公平招聘和守约，共同构成了大学生就业权的相对义务体系。

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

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事关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局,是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历史和现实表明,义务教育的统一财政和分级管理体制、义务教育地方负责和分级管理体制以及农村义务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都不能从根本上缩小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借鉴国外发展义务教育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相对集中型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是我国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律师保守职业秘密义务中的伦理冲突

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但是,如果律师发现“委托人和其他人”是过去一个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即发现了真凶),而这时司法机关正在进行对他人的错误追诉、可能会冤枉好人,律师应当如何处理?法律没有规定。结合域外处理方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遵循利益权衡原则、避免为了律师的保密义务而隐瞒真凶、纵容冤案发生,我国立法应当将“为了防止合理确定的死亡或者重大身体伤害”增补为律师保守职业秘密义务的例外。

图书馆权利的法哲学思考

本文运用法哲学的价值分析方法对图书馆权利的概念、存在形态与构成等进行分析,主张以权利的正当性、普适性为图书馆权利理论体系的原点;从权利主体、权利内容、权利客体以及相对义务人四个方面讨论图书馆权利的构成及实现。指出图书馆权利的主体应是全体公民,在同一法律关系中,图书馆权利与图书馆组织及馆员的权利应视为基本权利与派生权利。

合同式环境服务的法律保障——以企业环境责任的内部化为视角

企业对环境服务的市场需求以环境行政公法义务为前提,作为排污者、资源开发利用者及环境侵害者的企业,可以通过环境服务合同承担环境责任,即向专业的环境服务市场主体支付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及修复的费用。本文从企业环境责任内部化视角考察环境服务合同的类型、双重法律关系和性质,指出其运行必须受到环境行政法和民事合同法的双轨制约,分析了目前发展中的法律障碍,并提出促进合同式环境服务发展的法律对策,包括:在遵循立法及行政程序的前提下,设定企业购买环境服务的义务;以环境服务市场自身的完善弥补环境行政管理的不足;通过社会化分担方式缓解企业购买环境服务的资金压力;立法中明确规定"恢复原状"的责任方式及相关费用的赔偿责任。

行政调查三题

行政调查具有多种面向,我们无法把它归类到任何已经类型化的行政行为当中,也不宜像行政行为那样作静态的、平面的处理,更不宜当作程序或过程来处理。本文择取了行政调查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对处所检查的审批、调查的职权主义以及相对人的协助义务,从处所的属性、检查目的两个角度观察了对处所检查的审批,梳理了职权调查主义的基本内涵,并就相对人的协助义务做了初步探讨。

劳动权涵义辨析

劳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劳动权的主体是自然人,客体是劳动力,义务相对人是国家、社会和用人单位,内容包括工作权、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劳动保护权、职业培训权、社会保障权、劳动福利权、参加和组织工会权、民主管理权、劳动争议处理权。劳动权具有综合性、复合性、个体性的特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担保限制论

现行司法解释规定所蕴含的不加限制地认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担保(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能力而仅施以决议程序制约的立场并不可取。应采纳限制其对外担保能力的立场,限制应从担保方式与债务人身份两个维度展开。能力范围内的对外担保应由成员大会作出决议,亦可由成员代表大会经成员大会授权作出决议,至少在现阶段应当否定理事会的决议权限。对外担保决议应采用绝对多数决,或依章程采用共识决。相对人应负担“合理实质审查义务”,审查应围绕担保能力、决议适格性和决议真实性三方面展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越权签订担保合同的场合,尽到审查义务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要求该种组织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非善意相对人则不能要求该种组织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浅析形成权

上世纪德国法学家泽尔克提出形成权的概念,这被喻为法学上的发现,国内外法学界对此研究不在少数,这也凸显了形成权的价值和合理必要性。目前,国内对于形成权在民法权利体系中的定位和类型化研究已经日渐成熟,但对于其性质和相对义务还颇有异议,笔试试图在前辈基础上完善形成权的理论基础提出一些意见。

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分析路径之厘定

公司担保效力问题向来备受关注。由于涉及关联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效力判断路径则更具争议。学理上和实践中对此均问题分析路径未形成统一结论。许多法院裁判时着眼于《公司法》第16条性质分析。若将第16条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则违反该条提供的担保无效。然而,此种分析路径并不能真正解决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效力问题。《九民纪要》用越权代表制度来统一公司担保效力的裁判路径,更符合《公司法》第16条目的。《公司法》第16条实质上是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限制。在越权代表场合下,行为效力判断的核心在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将相对人主管状态客观化,转化为相对人审查义务界定的问题。一般认为,相对人应具有形式审查义务,尤其《公司法》第16条第2款明确规定公司为股东担保的应由股东(大)会做出决议,此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应更高。

行政强制措施的终局性问题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不具有终局性的观点提出后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但这个观点在法律规范和实务操作中是找不到有关依据的。仔细研究并不难发现,只要明晰判断标准和合理的论证角度,其实不难得出行政强制措施具有终局性的结论。进而言之,行政强制措施具有终局性是其独立于其他行政行为的表现,也符合《行政强制法》视其与行政强制执行为同等地位的行政行为进行规定的精神。

公司对外担保纠纷司法裁判的检视与思考——基于民、商法思维差异

公司对外担保作为一个以“担保合同”为载体实现的三方法律关系,关于其的相关法律规定广泛分布于《公司法》《民法典》和《担保制度解释》中,二者自身价值追求的不同加上不同法院在不同法律思维下对法条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差异,自然会导致公司对外担保纠纷案例中针对“效力认定路径”、“相对人审查义务标准要求”的实际审判结果大相庭径。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司对外担保制度规定,从商事思维出发,明晰《公司法》第15条的法律效力及应用边界,完善公司对外担保效力认定路径。关于民、商法针对相对人审查义务的标准要求、内容范围不一致的问题,也应当结合《九民纪要》及《担保制度解释》的规定,从司法现状及现实交易出发,统一审查标准,减少相关案例中“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司担保规则的演进与发展

公司担保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民商事审判中的"疑难问题"。以往针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的担保合同纠纷,司法裁判倾向于将《公司法》第16条解释为内部管理性规范,以否定其在认定公司担保合同效力问题上的裁判依据地位。201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和2020年底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解释》)改变了这一局面。二者的共同基调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的担保合同,适用代表规则,构成越权代表。公司法修改在即,梳理公司担保裁判规则的演进过程,诠释与剖析公司担保规则的最新发展动向,有助于完善公司法上关于公司担保的立法规定。

公司法对外担保规则问题研究——以《公司法》第16条为切入点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业合作增加,资金流动加速,公司向外投资、对外担保成为一种常见的融资、商业交往手段。在缺乏公司内部决议的情况下,以公司财产对外担保的越权现象屡见不鲜,产生较多诉讼。不同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或在未经过内部决议通过的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上产生分歧,或在公司及债权人的责任认定上出现不同的判定。债权人是否应有审查义务,及审查义务应至何种程度,需结合《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50条,分析法条背后的含义、适用关系及对越权担保合同效力的影响,提出关于审理思路的建议,以便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裁判规则的体系重构

《民法典担保解释》第7条规定的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裁判规则应用效能的发挥面临体系性掣肘,其原因在于:20世纪国企改制转型时,法定代表人的职权与独立性得到空前强化助长了越权行为,而公司内部的治理和责任追究机制功能不彰,使得越权行为持续引发担保交易争议。因应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发展,背景各异、目的不一、机制有别的民事立修法及功能性面向的司法解释交错接续,最终赖倚各分散条文之集结而成统一裁判进路。如是,裁判规则难免因逻辑融洽度不高而系统效应有待优化。藉公司法修改契机,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裁判规则应重构,先明晰公司法在控制越权上的功能空间,继续优化代表人的选任及登记等规定,然后依托《民法典》公司意思表达的积极信赖保护规范体系框定裁判理路,即摒弃相对人自证善意规则、担保合同无效过错赔偿责任规则后的代表权限制分析进路:首先,推定代表行为归属公司;其次,作为抗辩,由公司证明相对人非善意;最后,若代表行为不归属公司,则适用无权代理规则厘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