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相对人审查义务的合理性质疑——以对我国《公司法》、《合同法》相关条文的规范分析为视角

如果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以公司名义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该合同效力为何?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相对人是否负有审查义务?若是担保相对人有此项义务,那么应当审查什么,按照什么具体标准审查,违反义务又当如何?有学者认为,基于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和实务中维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权的需要,应当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相对人负有审查义务,但此观点合理性存疑。

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时相对人审查义务研究

在商业活动日趋繁荣的社会环境下,公司作为法人主体为他人提供担保,既是公司人格化情景下应有的权利能力,也是公 司参与现代经济活动的一种需要。公司关联担保合同效力的一种裁判思路是先认定法定代表人构成越权代表,再结合个案具体情形判 断合同效力,如何对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其权限进行辨别,即相对人的审查义务问题,本文对其必要性、 义务范围、界定标准、法律后果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

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分析路径之厘定

公司担保效力问题向来备受关注。由于涉及关联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效力判断路径则更具争议。学理上和实践中对此均问题分析路径未形成统一结论。许多法院裁判时着眼于《公司法》第16条性质分析。若将第16条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则违反该条提供的担保无效。然而,此种分析路径并不能真正解决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效力问题。《九民纪要》用越权代表制度来统一公司担保效力的裁判路径,更符合《公司法》第16条目的。《公司法》第16条实质上是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限制。在越权代表场合下,行为效力判断的核心在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将相对人主管状态客观化,转化为相对人审查义务界定的问题。一般认为,相对人应具有形式审查义务,尤其《公司法》第16条第2款明确规定公司为股东担保的应由股东(大)会做出决议,此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应更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担保限制论

现行司法解释规定所蕴含的不加限制地认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担保(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能力而仅施以决议程序制约的立场并不可取。应采纳限制其对外担保能力的立场,限制应从担保方式与债务人身份两个维度展开。能力范围内的对外担保应由成员大会作出决议,亦可由成员代表大会经成员大会授权作出决议,至少在现阶段应当否定理事会的决议权限。对外担保决议应采用绝对多数决,或依章程采用共识决。相对人应负担“合理实质审查义务”,审查应围绕担保能力、决议适格性和决议真实性三方面展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越权签订担保合同的场合,尽到审查义务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要求该种组织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非善意相对人则不能要求该种组织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公司对外担保纠纷司法裁判的检视与思考——基于民、商法思维差异

公司对外担保作为一个以“担保合同”为载体实现的三方法律关系,关于其的相关法律规定广泛分布于《公司法》《民法典》和《担保制度解释》中,二者自身价值追求的不同加上不同法院在不同法律思维下对法条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差异,自然会导致公司对外担保纠纷案例中针对“效力认定路径”、“相对人审查义务标准要求”的实际审判结果大相庭径。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司对外担保制度规定,从商事思维出发,明晰《公司法》第15条的法律效力及应用边界,完善公司对外担保效力认定路径。关于民、商法针对相对人审查义务的标准要求、内容范围不一致的问题,也应当结合《九民纪要》及《担保制度解释》的规定,从司法现状及现实交易出发,统一审查标准,减少相关案例中“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司担保规则的演进与发展

公司担保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民商事审判中的"疑难问题"。以往针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的担保合同纠纷,司法裁判倾向于将《公司法》第16条解释为内部管理性规范,以否定其在认定公司担保合同效力问题上的裁判依据地位。201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和2020年底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解释》)改变了这一局面。二者的共同基调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的担保合同,适用代表规则,构成越权代表。公司法修改在即,梳理公司担保裁判规则的演进过程,诠释与剖析公司担保规则的最新发展动向,有助于完善公司法上关于公司担保的立法规定。

公司法对外担保规则问题研究——以《公司法》第16条为切入点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业合作增加,资金流动加速,公司向外投资、对外担保成为一种常见的融资、商业交往手段。在缺乏公司内部决议的情况下,以公司财产对外担保的越权现象屡见不鲜,产生较多诉讼。不同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或在未经过内部决议通过的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上产生分歧,或在公司及债权人的责任认定上出现不同的判定。债权人是否应有审查义务,及审查义务应至何种程度,需结合《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50条,分析法条背后的含义、适用关系及对越权担保合同效力的影响,提出关于审理思路的建议,以便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裁判规则的体系重构

《民法典担保解释》第7条规定的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裁判规则应用效能的发挥面临体系性掣肘,其原因在于:20世纪国企改制转型时,法定代表人的职权与独立性得到空前强化助长了越权行为,而公司内部的治理和责任追究机制功能不彰,使得越权行为持续引发担保交易争议。因应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发展,背景各异、目的不一、机制有别的民事立修法及功能性面向的司法解释交错接续,最终赖倚各分散条文之集结而成统一裁判进路。如是,裁判规则难免因逻辑融洽度不高而系统效应有待优化。藉公司法修改契机,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裁判规则应重构,先明晰公司法在控制越权上的功能空间,继续优化代表人的选任及登记等规定,然后依托《民法典》公司意思表达的积极信赖保护规范体系框定裁判理路,即摒弃相对人自证善意规则、担保合同无效过错赔偿责任规则后的代表权限制分析进路:首先,推定代表行为归属公司;其次,作为抗辩,由公司证明相对人非善意;最后,若代表行为不归属公司,则适用无权代理规则厘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