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驱动力: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

本文基于结构转型框架,以居民消费在各部门的分配份额度量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利用1992—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及投入产出表等数据,通过对偏好进行非线性估计并结合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探讨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驱动力。研究发现:消费的不同定义和测度方式会使结论出现差异。在最终消费支出定义下,收入效应是驱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在消费增加值定义下,若利用支出法GDP方法构造消费,则相对价格效应对2002年之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贡献大大增强。本文在理论层面为结构转型相关研究提供了需求侧视角,在应用层面有助于明确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进而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消费提质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贸易自由化、相对价格效应与技能溢价

基于消费异质性的视角,考虑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相对价格效应的影响,从消费维度剖析贸易自由化作用于技能溢价的内在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1—2011年中国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单从生产维度看,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外包均扩大了技能溢价,FDI和人力资本缩小了技能溢价。从消费维度看,贸易自由化扩大了技能溢价;如果考虑"相对价格效应"作用的影响,生产维度对技能溢价的影响被低估。"相对价格效应"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相比,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这一效应显著。

相对价格效应,还是收入效应——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因素

面对日益增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遭遇瓶颈,而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本文引入非位似的固定替代弹性(CES)偏好,构建了三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相对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内在关系。经验研究中,以1986-2015年全国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利用似不相关回归(SUR)和蒙特卡洛模拟进行实证检验,比较了相对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对产业结构的驱动作用,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对收入效应在0.1左右,农产品相对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效应为-0.20,服务业相对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效应为0.02。来自不同时期的异质性检验显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相对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均有增强的趋势。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内生动力:需求还是供给

一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内生动力包括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本文构建了综合上述两类影响因素的产业结构转型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校准和模拟,本文发现需求方面的收入增长和供给方面的资本深化两个因素对我国结构转型的影响较大,而技术进步率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因此,保持一定的投资速度,从而稳定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深化资本劳动比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同时,为了在未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进一步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率。

关税与非关税气候壁垒对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

气候变化领域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两类非关税壁垒主要是边境调整型碳关税和技术型碳标签,二者直接影响后京都时代各国的增长与贸易条件变化。当发展中国家不采取任何行动而被动征收碳关税时,人民币相对于金砖国家集团出现了升值,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贬值趋势相反;对于同一货币篮子的实际汇率指数,不同的碳关税政策情景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在征税总量相等的情况下,更多地征收碳关税会增大人民币REER的升值压力,导致人民币竞争力受损;相对于碳税政策,碳标签政策是短期内唯一可能带来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升值压力的气候壁垒,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实践过程中的产业调整程度;无论是在国际贸易还是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都应该争取与金砖国家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行动和政策方面的一致与合作。

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将最低工资纳入扩展Kee和Tang(2016)模型,考察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最低工资上涨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且通过“成本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两个渠道来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后,我们使用中国企业微观数据和各城市最低工资数据,以2004年中国《最低工资规定》颁布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倍差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上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成本效应”表现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边际成本,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上升的成本无法完全传递至价格,进而抑制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相对价格效应”表现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提升了国内中间品的价格,使得企业更多地使用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进而抑制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最低工资上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作用更大。此外,最低工资上涨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作用尤为显著。

经济平衡增长与结构变迁

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Kaldor事实,但是总量平衡增长的背后却无法体现出产业结构的变迁,这也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主要缺陷之一。如果说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强调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取决于要素积累与技术进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融合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模型中,部门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将是一个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关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理论融合的研究,大致从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两个方面入手。我们尝试构建了一个四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经济总量平衡增长中产业结构变迁的两种动力机制。从收入效应来看,在存在偏好的非位似性情形下,消费支出不同将引致产业发生变迁,表现为劳动力的跨部门重新配置,但在长期,劳动力转移趋于停滞;从相对价格效应来看,如果家庭的偏好是位似的,产业结构的变迁来自于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

产业结构变迁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进展

产业结构变迁是指经济活动的跨部门转移过程,在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多部门增长理论的兴起,学界关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因及其经济影响的研究获得了更深刻的认识。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产业结构变迁及其经济效应的近期研究进展,着重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质及其测度、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以及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就业、经济周期和环境污染等经济议题的影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产业结构变迁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其拓展方向。

城乡收入分布与经济结构转型

主流文献将经济结构转型的驱动因素归结为需求侧的收入效应和供给侧的相对价格效应,即代表性消费者对自身收入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反应塑造了消费结构,进而引起资源在三大产业间的再配置。然而,非位似偏好设定下的代表性消费者不是社会整体行为的合理替代。为解决上述缺陷,将城乡收入分布引入多部门增长模型,提出收入差距对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收入差距决定了异质性的消费结构,致使收入效应依赖于收入分布;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也导致城乡居民在人力资本支出上存在差异,而人力资本水平改变了产品相对价格。此外,包含城乡收入分布的多部门增长模型仍存在满足“卡尔多事实”和“库兹涅茨事实”的广义平衡增长路径。最后,收入再分配政策扭曲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包括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并且降低农村人口比重和增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因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起主导作用对经济结构转型产生抑制作用,但后者的影响力度相对较轻。

最低工资与进口中间品质量

文章以中国2004年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识别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低工资政策可以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两个渠道提高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最低工资政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会受到地区人口禀赋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得出,对于持续进口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政策主要影响了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变动的组内效应、组间效应和进入效应。文章的结论为中国政府如何将提高进口的“质”与保障民生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