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规范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附条件地降低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刑法》第17条第3款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类案中对情节恶劣的判断应当坚持主客观综合评价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仅是程序条件,是否负刑事责任仍应当由法院判决确定。核准追诉应当以不核准为原则,以核准为例外,具体应当重点考察除前几项条件以外的能够不核准的事由。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被核准追诉的被告人裁判时,应当同时适用《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4款的规定,不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刑法的公平正义并不全部体现于对犯罪人的惩罚与保护,也有部分体现于安抚被害人的情绪,需要构建更加全面的被害人安抚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应避免被情绪干扰,以确保实质正义的实现。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理论表述和司法展开

《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是特殊的例外处罚规定,这是阐明实体内涵与设计程序应坚守的立法原意。在刑法解释限度上,一般应遵从具体罪名的限制解释而非具体行为的扩张解释;“致人死亡”属于提示性规定,强调是最严重的罪行,“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亦是提示性的处罚规定,与前者具有同质性;“情节恶劣”不是具体标准而是整体标准,亦非对犯罪构成的“再强化”,应综合性、类型化地归结“情节恶劣”的判断与识别规则。第十七条第三款设定了特别的核准追诉程序,应当配备前置的侦查程序以及移送程序,检察机关在逐级报请程序内宜采取形式审查,并辅以“申请式”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程序。鉴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程序的相对封闭性与书面化等,应当设置“诉讼化”的听证程序,强化以“复核”为核心的救济程序,确保程序分流的正当与合法。

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关键问题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既包括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也包括犯其他罪时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特别残忍手段”是指常规手段之外的,能够额外增加被害人精神或身体上的痛苦,明显违背人伦道德与善良风俗使社会一般公众难以忍受的伤害行为。作为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之一,“情节恶劣”在性质上属于立法拟制的客观处罚条件,可以是事中情节,也可以是事前或事后的情节,但不包括过往违反学校纪律或法律法规的偏差行为或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根据责任事由或者综合评价各类量刑情节,可以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较轻的法定刑幅度。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量刑,应当着重分析各低龄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以及所起的作用,结合各自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做到区别对待以实现量刑个别化。

个别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适用路径

表达主义强调刑事立法明确特定保护法益的重要性从而具有引导个人行为选择和刑事司法实务导向的回应性功能,这解释了《刑法》第17条第3款立法过程的科学性,并反映了对实施了严重暴力涉罪行为低龄未成年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不过,由于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处于更新发展的初始阶段,《刑法》第17条第3款应采取功能性扩张适用路径。该路径以特殊预防必要性的规范目的为指引,在概括性实体条件要素解释和核准追诉标准把握等方面依法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导向。关于该路径的具体把握,应坚持“最严重的罪行”“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和“最谨慎的核准追诉程序”的总体要求,并遵循四步骤逐项检验的操作规程。

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刑事诉讼应对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个别下调不仅是一个刑法调整问题,同时也需要刑事诉讼制度予以配合.在法理上,刑事诉讼具有调整、补充和限制刑法功能实现的效果.刑事诉讼理论一方面应当促进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惩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与矫治.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需要谨慎的诉讼应对,其中,作为诉讼要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成了关键环节,理应对其体系定位和规范效力进行充分讨论,以妥善处理核准追诉前强制措施采取及不核准的法律后果等问题.在具体诉讼制度上,应认真对待不起诉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和犯罪记录封存在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拓展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更加重视辩护律师的帮助,坚持宽严相济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以求得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正确处置.

再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兼论增加概括性规定的必要性

97刑法第 17条第 2款有关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规定 ,与 79刑法相关条款相比有进步 ,但仍有不少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 ,司法实践中该条款也显现出局限性。本文试图从给该条款增加概括性规定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适用法律拟制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存在不少法律拟制规定,其出现的根本缘由在于立法者通过影响刑法规范来贯彻能够满足社会特定需要的政策和意图,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刑法》中有八个法律拟制条款涉及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有学者以法律拟制意味着可以偏离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等为由否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应适用法律拟制条款的观点,是不妥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亦应适用法律拟制规定的原因在于法律拟制规定与已有规定具有相同的法律适用效果,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法律拟制行为与实施已有规定行为的可罚性相当,以及转化犯法条内在逻辑的要求。但基于宽宥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并考虑到法律拟制毕竟属于一种"决断性虚构",我们应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从危害结果、是否被教唆或利用等方面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适用法律拟制规定进行适当限制。

论新刑法中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适用

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法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条件从原来明文规定的5种犯罪修改规定为8种犯罪，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8种犯罪。但在对刑法条文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可以发现：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并非只对该8种罪名负刑事责任。其中，第一，关于故意杀人罪，应当包括：（1）由于刑法条文特别规定而成立故意杀人罪的转化犯；（2）由于刑法条文特别规定而使故意杀人成为特定犯罪的结果加重犯。第二，关于强奸罪，应当包括奸淫幼女罪。第三，关于抢劫罪，应当包括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但关于贩毒罪，则不能包括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奸淫幼女罪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适用吗?

未成年人犯罪是日益普遍的现象。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即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可以成为奸淫幼女罪的主体,其实施奸淫幼女行为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笔者以为此说无充分理论依据,以否定的立场进行了探讨;并就如何处理相对负刑事责任人使用暴力等强制性手段奸淫幼女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情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之刑事责任适用标准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对它们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问题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有"罪名"标准说和"犯罪行为"标准说。采用不同的标准,是影响他们刑事责任有无的重大问题。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立场及其展开——以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为切入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虽在表象上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与否之争按下了暂停键,但引出了新阶段如何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问题。刑事责任年龄个别调整论所蕴含的价值追求,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指明了方向。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应坚持预防为主并辅之以必要报应的基本立场,应在坚持特殊保护未成年人的基准上,强化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前预防,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

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理论证成——基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

在过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中,基于心理学理论进行分析的成果并不多见。在确定是否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过程中,责任主义不能让位于预防主义,行为人本身是否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对该问题的探究,又必须依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从认知能力的发展和社会化进程的发展两个角度来评判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认知能力的发展包括对规范(行为构成)的认知和对法益的认知;在社会化进程的发展中,道德发展进程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从这些方面进行辨析后可以发现,《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有限度地调低,总体上是符合心理学发展规律和责任主义刑法观的。

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司法困境及其出路

近年来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频发,尤其是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呈现高发态势,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广泛关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说”和“补足说”应运而生,学界对此争论不一。在此背景下,我国近期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问题作出回应,立法采纳“降低说”的观点,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调整。但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调整不管是降低还是补足,都脱离不了对未成年人本身的自然因素以及政治性因素的考量。虽然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已是定局,但应当对“降低说”与“补足说”进行综合考量,明晰利弊,才能趋利避害,为立法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后配套方案的制定指明方向。

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刑事责任的理解和思考

由于刑法个别条文规定的不明确性等原因,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理解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对某些犯罪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把握。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议,将奸淫幼女、绑架、劫持航空器、决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纳入该款之中。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适用的辩析

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中所罗列的几种情况应按行为来理解。而不能按罪名来理解。笔者认为对于己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只要实施了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罗列的行为。不论触犯了哪些罪名 ,都要负刑事责任 ,并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等行为的适用情况作了具体阐述。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及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是一类特殊的犯罪主体,随着社会发展、未成年人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趋势。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我国刑法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刑事责任年龄与刑事责任能力规定,对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关规定中存在哪些不足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完善建议。

我国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适用研究

关于我国法律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的适用在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这一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也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但这一观点只是粗暴的转移焦点,应把重点放在如何从根源上降低青少年犯罪率上,其次,关于规定中八种情形的性质的相关争议和定罪规则一直没有达成合意,综合"罪名说"和"犯罪行为说"的优缺点,规范的"犯罪行为说"最具现实适用意义,最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对转化型抢劫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但要对抢劫枪支、弹药等类似抢劫行为承担责任,并且不必修改现行法律规定中的"投毒罪"为"投放危险物质罪"。

谈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杀害被绑架人行为的定罪问题——兼谈修改刑法第239条的一点建议

本文通过对新刑法中有关条文的比较研究,提示了不同规定之间在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杀害被绑架人行为定罪问题上的冲突。同时也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具体做法的一些缺点进行了分析。在比较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之后,作者最后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建议。

贯彻双向保护原则的体系化立法进路——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为楔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呈现低龄化、恶性化的趋势,部分个案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双向保护原则的贯彻与平衡受到挑战。应客观评价学界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的降低论、维持论和弹性论,并理性看待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需要衔接非刑罚化的处遇措施,应当提倡少年刑法的体系化建构,通过刑法典和附属刑法的二元立法模式整合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法律规范,并通过具体化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评估标准,进而明确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条件。

三种犯罪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行为人只对八种特定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而对于与强奸罪实质相同的奸淫幼女罪原则上应承担刑事责任;对于与贩卖毒品罪相关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对于绑架罪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但对于其中的敌意伤害致死和故意杀人罪则应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