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对实力与中国经济外交的策略选择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是经济外交的重要参与者,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多种类型的经济外交方式。既有的研究文献对中国经济外交影响因素进行了丰富的解读,但也存在着研究中引入影响因素过多的缺陷。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利益和相对实力两方面构建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类型选择的研究框架。运用该框架,本文选取与中国相对实力相差较小的法国和与中国相对实力相差较大的蒙古国作为分析对象进行了详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外交事件带来国家利益增益时,中国会采取积极的经济外交类型,当外交事件损害国家利益时,中国则倾向于使用消极的经济外交类型;当国家间相对实力相差较小时,中国在运用经济外交手段时会更加谨慎和克制,当双方实力相差较大时,中国的经济外交类型的选择会更具弹性。依据两类影响因素的4种组合,本文将中国经济外交的类型划分为合作型、援助型、施压型和制裁型等4种类型。

主动作为 破解困局 探索县域医疗卫生改革发展新路径

医疗卫生事业事关民生福祉,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民生工程。县医院在县域医疗卫生单位中相对实力最强,在统筹城乡卫生发展、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品牌转换后悔的长期影响与认知机制

将品牌转换后悔分为"放弃选择的后悔、重要性改变的后悔和考虑不足的后悔"3个维度,将决策后促销负面认知分为"怀疑本次促销品牌、怀疑所有促销活动和怀疑所有促销品牌"3个维度,并借助心理学实验,对促销决策中品牌转换后悔的长期影响及认知机制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放弃选择的后悔与重要性改变的后悔,对后续促销负面认知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会导致本次促销品牌受到质疑,而且质疑还会波及到所有促销活动及所有促销品牌上。此外,认知闭合需要不仅会影响品牌转换后悔的程度,而且会导致消费者对本次促销品牌、所有促销活动及所有促销品牌产生怀疑。其中,高认知闭合需要者体验到的品牌转换后悔不仅比低认知闭合需要者更强,而且更易对本次促销品牌和所有促销活动产生怀疑。而相对品牌实力对品牌转换后悔亦有影响,且总体上存在由高实力向低实力品牌转换的后悔程度最高的内在规律。

Vibration comp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filling embankment

The dynamic model experiment of the rock filling embankment w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vibration compaction mechanism. The rock filling materials were compacted by the plate-vibrated compacto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ck filling materials, such as settlement, pressure change and response waveform, were measured by the dynamic earth pressure gauge and aceelerometer. Moreover, a new method for detecting the compactness of the rock filling embankment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maximum dry density and modulus of de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cess of vibration compaction includes compact, elastic deformation and loose stages, and the vibratory pressure transfers to the surroundings from the vibration center in non-linear rule. Furthermore, the test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present method are basically in agreement with those obt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method, and the maximum relative error between them is about 0.5%.

G7与BRIC经济实力变迁的预测

G7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七个国家而BRIC是世界上最有发展潜力的四个大国,这两类国家对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影响举足轻重,对它们进行对比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传统的对比及预测方法建立在绝对数基础之上,受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及汇率的影响,预测误差较大。本文采取独特视角以相对数为基础建立统计模型,对比分析并预测G7和BRIC相对实力及相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变迁,这样不仅消除了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汇率因素的影响,而且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美国情报霸权的未来走向

尽管美国情报霸权面临着相对实力的衰落、联盟内部矛盾重重、世界多极化趋势推进等方面带来的现实困境,情报霸权危机增多,但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绝对实力仍旧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推行民主外交和价值观外交,极力修复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美欧关系的裂痕。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评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国家外交政策分析领域逐渐兴起。新古典现实主义吸收了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主张,并将单元因素(中介变量)引入外交政策分析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根植于现实主义传统,采用了以往现实主义研究倡导者持有的大多数假设,认为国际体系是晦涩不明的,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本质源于国家的相对实力,国家并不会一味地追求权力,而是将权力视为获得安全的工具。作为一种跨层次分析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国家和个人三种层次变量因素会互相产生影响,并力图把三个层次变量联系到一起,侧重关注单元因素对外交政策制定、执行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现实主义扩展了现实主义的研究空间,但实质上缺乏核心理论基础,需要继续发展和完善。

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俄两国首脑在联合声明中多次提到要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内的协调与合作。投票凝聚力指数(IVC)可以作为评价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的指标。整体上看,中俄在安理会的凝聚力高于冷战刚结束时的情况,但是2010年后出现了微妙变化,中国在俄美之间呈现"摇摆"状态。从2011年开始,中俄的投票凝聚力指数连续4年下降。关于中俄安理会合作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中俄双边关系的友好程度正相关;(2)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中俄不断拉大的实力差距负相关;(3)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议案所涉及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关。经过一系列量化和建模操作后,假设1、2通过了模型1的检验,假设3通过了模型2的检验。

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

当前美国在国际层面面临如下困境:一方面,美国认为崛起的中国在安全和经济两个层面都已经对其构成威胁,需要予以打击回应;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相对实力的下降使其难以应对不断增强的国际战略挑战。基于此,特朗普政府从“对冲”和“楔子”两个层面打造了“印太”战略。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美国采取“对冲”战略,在保持对华贸易的同时,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逆差。

全国工商联提案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

针对目前民企参与混改积极性不高、落地项目不多等问题。全国工商联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进一步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的提案》。提案认为,民企参与国企混改中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利益保障方面,民营资本相对实力弱,股权占比低,缺少话语权。同时,各级管理层被大股东国有资本控制,小股东利益很难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