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在反贪工作中的理解与运用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人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重大的修改,以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这次修改中的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准确理解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的内涵、外延、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启动程序、应对措施,对反贪工作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理论界的观点不一。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规定不明确,必须完善相关立法。文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我国采用“毒树之果”理论的路径之探讨

“毒树之果”规则最先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予以确认,后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并采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毒树之果”规则,但是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得证据的情形,如果不加以排除,则会导致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架空。通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我国具有设置“毒树之果”规则的立法基础;通过实证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供述”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实际运用。对此,我国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毒树之果”的运用方式,采用相对排除,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在程序上,我国应将庭前会议的审查范围扩大至对证据可采性的实质性审查。并最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予以确认并引领司法实践。

“毒树之果”规则的适用分析与本土化构建

“毒树之果”规则是指由非法证据所获取的信息而收集的证据也不能被采信。其源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后被世界各国引入并不断发展。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引入“毒树之果”规则对于维护正当程序,促使司法人员依法取证、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毒树之果”规则的基本范式、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我国应当立足本国诉讼传统和司法实践确立这一规则。首先将“毒树”的范围扩大至侵犯被追诉人、证人、被害人合法权益所收集的非法证据;其次采取相对排除的方式,允许法官进行个案裁量;最后以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和规定为基础,通过指导性案例和制定法律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在我国确立“毒树之果”规则。

我国刑事衍生证据适用问题探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明确规定,但对于衍生证据的处理问题却只字未提,如果仅排除首次获取的非法证据,而不判定以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取的衍生证据是否合法就全部加以适用,必然会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同虚设,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反之,如果全盘照搬美国"毒树之果"规则,采取绝对排除的方式对衍生证据排除适用,又会水土不服,导致放纵犯罪,威胁社会安定。结合我国现实的国情,有限制的适用衍生证据既能达到刑事证据法律体系上的完整、协调,又能兼顾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双重价值取向。

论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证明力,也就是非法证据应否采纳为定案依据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理论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涉及到刑事诉讼程序两大价值基本目标——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本文从非法证据的概念谈起,对中外非法证据制度理论与实践情况进行简单的评述,并对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出参考意见。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司法解释中确立了大量为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而排除证据的规则。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回应了我国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解决法官认定案件事实难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下,确立一定数量的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规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活动,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但鉴于我国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的局限性,在具体法律规范的制定上,尚需严格限制绝对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确立法官违反规则的法律救济;明确"补正"与"合理解释"的标准,强化相对排除规则的规范效力;完善实物证据的鉴真规则,明确控方对证据真实性的举证义务。

三元化递进式的自白排除法则——自白排除法则的比较法考察

自白的重组功能以及高证明力强烈刺激着刑事司法人员追逐自白,为了从根源上消除违法取供的动机以维护审判公正,各国纷纷确立了以非任意性绝对排除、违法相对排除以及裁量性排除自白为主轴的三元化递进式的自白排除规则体系。

排除重复自白的实务困境与应对思路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有关重复自白排除与否的规定却暂付阙如。在当前口供中心主义依然盛行情势下,重复自白的排除可采用相对排除模式,以不法讯问的继续效力理论为价值支撑,把判断非法取证行为对重复自白的影响力是否达到严重干扰被讯问人自白任意性的程度作为判断是否排除重复自白的根本标准,综合考量违法取证行为的严重性、讯问主体是否变更、是否使用与先前非法取证行为相联系的威胁等相关的技术性因素,从而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司法现实和司法特色的重复自白排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