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之弊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中确立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已经为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所正式确认,但这种模式会产生诸如使辩护方的无罪辩护效果受到不应有的削弱和减损、使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不平衡更为加剧、使量刑信息的充分性与可靠性失去保障以及使量刑程序相关制度的有效运行遭到限制等弊端。

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国量刑程序的理论解读

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中国正式确立。按照这一量刑程序,检察机关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有义务收集量刑证据,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大,改革者在简易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中分别确立了各不相同的量刑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确立,对于量刑裁判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和适度对抗化固然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仍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

借鉴与反思:我国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之确立

我国传统刑事审判没有明确区分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量刑的公开透明性以及量刑调查与辩论的充分性,难以保证量刑的公正性和裁判的说服力。因此,在立足我国现行刑事司法政策、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借鉴英美等国量刑程序制度的合理内核,确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全国的试行,标志着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我国正式确立。该司法解释对刑事庭审案件有区别地设置量刑审理程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被告方和被害方量刑意见制度、裁判方说明理由制度等等,但这一改革方案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改革

定罪与量刑是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刑事审判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实现准确定罪和适当量刑。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长期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将量刑纳入了法庭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正式确立。但是,量刑程序改革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量刑控制的程序进路——以控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为切入点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需要控制,控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有实体控制、程序控制两条路径。实体控制路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诸多局限性,而量刑程序控制引入诉权制约,具有明显优势,是量刑改革中趋于主流的选择与发展方向。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符合中国司法现状的制度创新,有助于实现量刑规范与量刑公正。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国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重大的改革举措,而量刑程序改革是中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作为中国量刑程序改革重要阶段性成果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总结了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经验,利于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未来路径是对现有的所谓"诉讼化的量刑程序"加以改造,建立适合中国司法生态环境的量刑听证程序,实现量刑程序的完全独立化和听证化。

论隔离式量刑程序改革——基于芜湖模式的分析

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和隔离式的量刑程序两种方案。在解决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问题上,隔离式量刑程序更加合理,也符合法律的规定。隔离式量刑程序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在对被告人有罪与否的决定先作出后再启动,由控辩双方分别提出量刑证据并发表意见,最后进行量刑问题的总结陈词。在量刑程序改革中,其他应当解决的问题还包括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建立以及量刑程序的证明过程等重点问题。

隔离式量刑程序实验研究报告——以芜湖模式为样本的分析(英文)

量刑规范化是中国刑事审判量刑程序改革的重要问题。根据量刑程序改革试点所获得的材料,运用严格科学的经典实验法,通过综合比对与配对比对测试隔离式量刑程序的实施效果,发现隔离式量刑程序具有可行性。它不仅有助于显著提高量刑过程的透明度,更利于增加法官获取、采纳量刑信息的数量与比率。虽然程序参与主体对隔离式量刑程序的满意程度没有达到预想高度,但一审量刑程序结果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更优。同时,隔离式量刑程序有助于合议庭功能的实质化,可被视为未来深化庭审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调查结果也发现,实验过程中律师作用的发挥不够理想,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定罪量刑程序分离初探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确定下来,但没有具体的规定和更进一步的完善。但这种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交叉设置,在法庭调查阶段既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又对被告人有关从轻、减轻或免除等量刑情节进行调查;在法庭辩论阶段,既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辩论,又对被告人有关量刑情节进行量刑辩论。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法庭未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裁决的情况下,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活动,是违反法律逻辑的,在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上存在困境,它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利于保障人权,特别是在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削弱辩护人无罪辩护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