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 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中国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整体环境污染——基于区域间相对环境规制门槛模型的实证

首先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引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构建了产业转移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方法,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和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并以线性回归方法作为对比,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关系,随着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由低门槛逐渐到高门槛,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大;我国不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提升均会加剧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能够改善环境污染.

产业转移、环境规制与污染集聚: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变动的分析

环境污染伴随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呈现显著的区域特征,从产业转移的空间梯度看,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由经济发达地区梯次转移至欠发达、不发达地区,由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东北和西北地区转移;与轻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相比,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更高。污染密集产业呈现空间梯度转移,不仅依赖于产业链的空间演化规律,而且与迁入地市场发育程度和制度环境有关。2003～2013年,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主要转入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安徽、陕西和广西,而同期环境污染状况加剧地区集中在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宁夏、安徽和河北。研究结果表明,污染产业集聚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集聚,及加剧区域之间的环境不平等。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阶段性、不确定性和交替性,基于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集群式转移具有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

中国工业的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基于2002—2012年工业总体与特定产业的测度与验证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确保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综合指数法构建中国工业环境规制相对强度指数,接着使用2002—2012年30个地区的工业面板数据进行变量甄别和模型修正,在此基础上测算了全国及区域工业环境规制相对差异等自变量对于工业总体以及29类特定产业的投资强度的影响程度,进一步通过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工业总体的研究结论,并且详细阐释了各自变量影响工业投资产生的一些研究结论。结果发现:就工业总体而言,全国总体、东部及西部并不显示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而中部则存在长期稳健的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国有投资工业不显示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而港澳台投资工业及外商投资工业存在该效应。就特定产业而言,有10类产业存在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并把29类产业做了4种类型的划分。最后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区域各类产业未来发展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