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的统计测度及其分解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城镇化步伐加快,中国城市相对贫困问题越来越凸显。利用2018年CFPS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运用A-F法对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和分解,得到如下结论:一是前期的农村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贫困程度;二是按照省(区、市)样本分解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结果显示各省(区、市)城市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地区的外来人口规模有关;三是通过对比不同指标的贡献率,发现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的中心问题是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一些非经济维度。最后,对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了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2011—202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机制与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村相对贫困;进一步通过变更系统GMM估计方法、替换变量处理以及样本期间波动性问题处理等方式进行检验,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显著增加信贷规模、改善信贷结构和提高信贷质量等信贷供给机制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还通过显著促进创新创业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农经济比重较高、经营性收入占比较高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省份,且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率、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较高的组别,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2011—2021年和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支付、信贷、保险和收入分配等渠道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且支付渠道的减贫效果更好;空间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本地区的相对贫困,但空间溢出效应尚不显著。因此,要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对农村相对贫困群体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和加强区域合作,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助力农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普惠保险与相对贫困减缓——基于2008-2021年31个省域数据

基于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分析普惠保险缓解相对贫困的机理,利用2008—2021年中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建立基础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保险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普惠保险通过提高生活保障、稳定相对贫困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显著缩小贫富差距;考虑相对贫困者的收入差异,普惠保险减缓相对贫困具有门槛效应;通过相邻地区的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换等方式,普惠保险减缓相对贫困具有空间联动效应,且省际外溢效应强于省内。据此提出通过推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提高相对贫困者的可支配收入和推动普惠保险省际协同的政策建议,减缓相对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新阶段甘肃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构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进入农村振兴新阶段的标志,农村振兴新阶段反贫困的战略重点是逐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相对于绝对贫困而言,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更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更需要措施的针对性、精准性和系统性,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系统化的政策制度体系。根据国家相关发展战略和甘肃省情实际,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主要目标,采用系统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提出了建立涵盖收入增长体系、产业发展体系、人才培育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基础建设体系、金融服务体系、环境保护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乡村治理体系等九大政策体系的《甘肃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1+N”长效机制》制度框架,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防范农村相对贫困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论文基于2013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及2013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农村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显著降低了农村相对贫困脆弱性。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群体和受大病冲击群体中更加显著,但慢性病患者受到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减贫防贫效应随着脆弱性标准提高呈现下降趋势。机制检验表明,医疗费用支出、健康、劳动参与和家庭资产积累是重要的作用渠道。在此基础上,论文从动态认定相对贫困人口、促进低收入家庭应保尽保、提高农村医保实际保障水平和开展减贫绩效评估等方面提出推进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政策建议。

教育对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基于高校扩招自然实验的证据

在以多维性为贫困重要属性的后脱贫时代,高等教育减贫相较于其他扶贫方式具有显著优势,因此有必要对高等教育减贫效果进行评估。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各省扩招政策强度差异和样本出生队列信息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校扩招对个体陷入多维相对贫困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减贫的效果显著,高校扩招后直接受到政策影响的队列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17.6%。在改变关键变量度量方式后,研究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减贫效果依然稳健。高校扩招过程中为个体提供的高等教育机会提高了个体的非认知能力、非农就业的概率和社会资本,从而降低个体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但是,高校扩招的减贫效应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高校扩招对非农村人口、女性、父辈教育水平高的人群的减贫效应更大。因此,需更加注重不同群体在获得高质量高等教育方面的公平,以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的减贫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主观相对贫困

后扶贫时代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通过A-F法对农民主观相对贫困进行测算,并构建logit模型等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农民主观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0.25%,获得感维度以及经济地位、社会参与、文化活动等指标对主观相对贫困贡献度最大。(2)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有效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且可以通过扩大收入效应与消费效应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3)村庄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相对落后地区;个体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对老年群体和风险厌恶群体更为明显。鉴于此,要加强农村民生、文化设施建设,提升乡风文明水平;打造农村数字环境,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组织公益性技能培训,确保数字乡村建设成果共享。

数字金融发展减缓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的长尾效应是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线索之一。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精准识别我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基础上,系统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缓解了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且主要作用于低人力资本水平家庭和相对贫困指数较高的家庭,具有较强的长尾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在客观上有助于促进农村相对贫困家庭金融活动参与并缓解其信贷融资约束,在主观上有助于提升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主观社会地位,增强其面对未来的信心。研究为精准识别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并为利用数字金融工具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了依据。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于提升家庭内生发展能力,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利用2014—2018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探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政策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能够通过促进老年人操持家务、隔代照顾和促进青年劳动力外出就业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按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边际效果特征,农户群体可被划分为有效型、抑制型与无效型三种,且在样本期间内抑制型农户减少,无效型农户增多。另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仅对于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户有显著的作用效果,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能够阻断返贫以及抑制长期性贫困。因此,为有效缓解农户多维贫困,应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并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运作模式和提升养老金待遇水平,以及构建多元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收入增长与相对贫困治理——一种新的相对贫困变动测度模型及应用

本文构建一种新的相对贫困变动测度指数(Measurement Index of Relative Poverty Change,简称RPC指数)来测度一段时期内相对贫困的变动。为分析收入增长对相对贫困的减贫效果,本文进一步构建RPC指数的分解模型,既可测度相对贫困群体及社会总体分项收入增长对相对贫困变动的影响和贡献,也可测度样本分组内部相对贫困变动及其对总体相对贫困变动的贡献。基于RPC指数及其分解模型,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至2020年4期家庭人均收入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相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整体收入增长不具有自动消减相对贫困的作用;相较于中位数收入,以平均收入为基数制定相对贫困线能更敏锐地反映居民收入增长分布的合理性;城乡居民分项收入的增长对相对贫困变动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治理相对贫困时需予以不同的考量。

共同富裕目标下易返贫致贫人口的识别分解与特征分析——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方法

绝对贫困消除以后,精准识别易返贫致贫人口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基础。结合绝对贫困人口和弱相对贫困人口的动态转换过程识别易返贫致贫人口,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构建“增长-分配-识别-帮扶”四成分分解框架,有助于更好地掌握中国易返贫致贫人口的时空变化及变动原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全国弱相对贫困线逐年攀升,易返贫致贫人口占比由2011年的14.89%上升到2019年的19.94%;其中,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占比较城市更大、上升速度也更快。在省际差异化弱相对贫困标准下,广东、北京、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由于更高的生活成本及就业压力也会触发返贫致贫现象。易返贫致贫人口变动分解结果显示,除识别成分外,“增长-分配-帮扶”均可降低易返贫致贫人口占比,且帮扶的贡献仅次于增长成分。易返贫致贫人口呈现身体健康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低、无住房保障、家庭非农就业率低等特征,地区收入分配不平等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应将绝对贫困线与弱相对贫困线相结合来识别易返贫致贫人口,内生发展与外源扶持相结合来缓解易返贫致贫人口占比,从而防止规模性返贫,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商业保险对健康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分析

[目的]基于我国反贫困治理的重心从“绝对贫困治理”转移到“相对贫困治理”的现状,探究健康扶贫政策中商业保险是否具有缓解健康相对贫困的作用。[方法]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根据Logit回归、倾向得分匹配(PSM)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商业保险对健康相对贫困的回归系数为-1.085,健康相对贫困发生比减少了66.14%。[结论]商业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健康相对贫困的发生比;在年龄、户籍、工作总收入的分样本人群中存在差异性;Logit回归结果高于PSM结果,高估了商业保险降低健康相对贫困的作用;健康状况对商业保险降低健康相对贫困发生的能力起负向调节作用、学历起正向调节作用。

邻里效应能否促进居民膳食健康?——以农村相对贫困群体为样本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切入,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居民膳食健康邻里效应的存在性和作用效果,并进一步探讨膳食回报和生活期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居民膳食健康存在较强的邻里效应,且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邻里间居民均衡膳食的生活方式能够带动一定区域内其他居民膳食健康水平的提高;(2)邻里效应有助于缓解由于经济地位差异带来的居民膳食健康不平等程度,具有明显的益贫性特征;(3)邻里效应主要通过为居民提供均衡膳食与身体健康相对应这一膳食回报先验信息和增强其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发挥作用。基于分析结果,建议从重视发挥邻里帮扶与模范引领作用、广泛拓展邻里效应作用渠道及加大膳食健康宣传教育力度三个方面入手,加快实现居民膳食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

社会工作助力相对贫困治理的新转变与新路径——以智能时代的复合增能为视角

智能时代,随着新兴智能工具走进千家万户,社会工作助力相对贫困治理迎来了新机遇与新挑战。为了有效化解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专业社会工作在为服务对象进行复合增能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介入样态、行为模式、服务流程、方法选择和动力机制等方面的转变。智能时代社会工作助力相对贫困治理的新路径包括:选取直接助人服务方法,彰显社会工作的增能优势;搞好行政、咨询、研究,实施权变灵活的间接增能;建构预防机制,提升复合增能的成效;强化“四治”体系,提升专业参与的实际效能;持续改进增能服务,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的创新发展。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能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吗

基本医疗保险对缓解相对贫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15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可以显著降低相对贫困发生率,且相对于健康状况一般者,健康状况为好与差的群体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此外,中介机制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可通过扩大居民非医疗消费和金融资产规模两条路径缓解相对贫困。鉴于此,建议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减贫的精确性,关注健康状况一般群体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同时合理引导居民投资以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减贫的事前效应。研究结论为基本医疗保险在缓解相对贫困、促进共同富裕相关顶层设计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思路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缓解相对贫困,保障弱势群体参与和共享经济成果的权利,促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本文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全面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机理与经验证据。结果表明:一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改善农户整体的相对贫困状况,但对于极端贫困农户,这一影响并不显著;二是金融知识、金融资产配置和创业行为是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渠道;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减贫作用具有马太效应,数字鸿沟是导致减贫效应不均衡的重要因素。

社会排斥视角下相对贫困脆弱性消减路径研究

随着贫困内涵由基本需求向多维贫困演变,对贫困的关注点由静态贫困向动态脆弱性转变,因此文章在社会排斥视角下引入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分析框架。文章在就业、社会关系、社会福利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剖析社会排斥对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两者间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排斥显著增加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组群异质性。因此,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消减不仅要注重降低风险本身,还要重视提升社会群体在风险暴露前后的应对能力。

大病保险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0年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大病保险对于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进一步运用PSM-DID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展开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大病保险可以缓解城乡居民相对贫困,以每人每天1.9美元为贫困线,可使贫困脆弱性降低5.8%,以每人每天3.2美元为贫困线,可使贫困脆弱性降低21.66%;以居民户口类型为标准划分,大病保险实施对于农村居民缓解贫困效果更好;以年龄为标准划分,大病保险实施对于老龄人的影响更显著。由此提出加大大病保险政策落实力度、提倡全民健身从源头遏制健康贫困、构建完备的大病保险监管机制等建议。

数字经济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脱贫攻坚目前已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相对贫困问题的数字化治理路径,对于建立相对贫困问题的处理机制有重要意义。利用2012—2020年宏观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微观家庭贫困状况(CFP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从整体上缓解相对贫困。区域差异、户口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等,均会使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产生异质性效果。相比东中地区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和外围城市的减贫效果更显著。产业结构是数字经济影响家庭相对贫困的重要机制。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应因地制宜,通过加快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借助数字化工具建立长效扶贫机制,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