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标准构建设想

相对贫困在我国是一个新的概念。相对贫困的内涵决定其与发展差距有天然联系。从绝对贫困过渡到相对贫困,决定了扶贫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收入,同时要关注非收入。为适应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文章基于国内学者有关相对贫困标准研究文献的研读、梳理、总结,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提出2020年后相对贫困标准设置需要考虑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目标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2020年后我国应设置包括收入与教育、社会保障、信息获取等非收入在内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同时应坚持区域与时间维度的动态性,采用渐进式、分阶段、梯次推进,实行先分类(分城乡)后统一的动态差异化的相对多维贫困标准,且城乡贫困标准统一是最终归宿。

从国际视角看全面小康后我国的相对贫困标准

世界及各国贫困标准都是动态调整的,世界银行已调整了4次,我国已调整了3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反贫工作重心将从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可采用3.2美元—5.5美元的相对贫困标准,这既符合我国国情,也符合中高收入国家一般贫困线的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也应及早纳入我国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并争取到21世纪中叶降至0.38左右,以促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我国还可加强国际减贫合作,与联合国机构共同测算并发布世界基尼系数,争取使后者从现在的0.7降至二三十年后的0.6左右,以此作为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

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

2020年后,中国扶贫工作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本文首先回顾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标准的相关文献,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从"贫"和"困"的视角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概念框架,然后在对基本需要法和能力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提出了中国2020年后多维相对贫困标准的政策取向。本文认为,2020年后中国应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没有必要与OECD国家相对贫困标准接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既要包括反映"贫"的经济维度,也要包括反映"困"的社会发展维度,还要包括生态环境维度:在经济维度,需要考虑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在社会发展维度,需要考虑教育、健康、社会保障、信息获得等方面;而新发展理念以及生态补偿脱贫实践经验要求把生态环境纳入多维贫困框架中。

以相对贫困治理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现实进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相对贫困治理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密切关联。相对贫困治理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和重要保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则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引领和价值旨归。相对贫困治理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精神贫困、以先富带动后富、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等方式,助推全民富裕、全面富裕、渐进富裕和共建共富。在消除绝对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我国相对贫困治理应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丰富精神帮扶举措、设置渐进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构建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格局等方面着手,实现其与共同富裕的并联式发展,最终达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财政能力约束下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的选择研究

绝对贫困被完全消除以后,相对贫困将成为我国贫困治理的焦点,缓解相对贫困的首要问题是基于现实情况制定合理的相对贫困标准,减少贫困线划定中的主观性和经验性。本文立足于财政转移支付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唯一手段的基本假设和以收入比例法确定相对贫困标准的研究共识,以洛伦兹曲线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构建财政能力、相对贫困标准和贫困发生率之间的数量关系,进一步探究了五年过渡期内,在国家财政扶贫支出计划一定的条件约束下我国相对贫困标准制定的可选空间。研究发现,2021~2025年我国相对贫困标准可设定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82%或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31.35%,约为8634元。考虑到假设前提的严格限定,实践中的相对贫困标准制定可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

我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的演变、特征及经验启示

我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先后经历了“1985年标准”“2008年标准”和“2010年标准”,通过食物份额法、马丁法到恩格尔系数法不断调整贫困线,与国际社会贫困标准逐渐接轨,能够满足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但贫困标准在国际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且逐渐形成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识别和脱贫标准。绝对贫困标准的演变历程和特征对新发展阶段制定相对贫困标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基于贫困性质制定贫困标准、在动态调整中对接国内外发展目标以及要从多维视角制定识别标准。

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2020年后我国减贫将进入构建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阶段,在把握新阶段"农村贫困"向"统筹解决城乡贫困"、贫困线制定要从"绝对标准"向"相对标准"、扶贫对象要从"精准到户到人"向"兼顾区域"三个重要转变基础上,我国需要科学制定新时期相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地区标准及方法,明确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思路和重点。

中国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和路向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是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时代诉求和战略重点。相对贫困标准确定难度大、相对贫困群体构成复杂且广泛、反贫“管理机构分治”“政策体系分割”“治理力量分散”、相对贫困治理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将深刻影响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进程和成效。联动性、协同性、普惠性、常规性和制度化等贫困治理逻辑决定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由此,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培育和增强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整合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机构、信息救助系统和政策衔接机制,建立要素共融、空间共建和发展共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格局。

面向2035年的中国反贫困战略研究

在新发展格局中,缓解相对贫困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面向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目标要求,中国需要实行反贫困战略与政策转型。相对贫困具有发展能力和机会缺失的绝对内核,相对于社会一般群体存在明显的发展水平相对剥夺。本文据此提出由四类标准组成多元相对贫困标准体系,以及相应的缓解相对贫困的三方面目标。中国缓解相对贫困应实施"三支柱"战略、常规化战略、差异化战略以及分阶段战略。在新的国家治理方略下,相对贫困治理要转向常规化,缓解相对贫困战略可嵌入于乡村振兴战略和共享繁荣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