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之变迁——兼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完善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在司法实践中经历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嬗变,与之遥相呼应,美国理论界也一直存在着"相当理由"究竟是固定标准还是滑动标准的论争。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借鉴美国法上的"相当理由"标准,在遵循比例原则的基础上,规定多元化的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保障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正当化。

刑事扣押的“相当理由”证明标准及其规制路径

刑事扣押证明标准的相当理由是,根据当时的事实和条件,"合理注意程度之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存有扣押物。相当理由的证明标准一则不能过低,二则要求客观无怀疑,三则需要赋予层次分别。这些并非"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标准所能笼统规制。从量化的角度而言,"相当理由""合理怀疑"等自由心证证明标准的量化,是对主观理性的规范,这无疑为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奠定基础。从质性规范而言,加强刑事扣押证中扣押理由的说理,侦查人员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理论,使用形式逻辑和理性论辩等方法,对扣押理由论证说理;界定刑事扣押证中扣押的客体范围,将其规定为"可为证据之物"与"应当没收之物",进而明确记载扣押物。"相当理由"的量化和扣押证的质性规范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相当理由"证明标准的规制。

逮捕、羁押措施的完善与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研究

在我国,逮捕是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羁押是逮捕的必然结果。逮捕与羁押不分导致逮捕证明标准过高并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借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之基础上,分离逮捕与羁押两项措施;通过论证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来降低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从"确实充分"到"相当理由"或"优势证据")、确立羁押的证明标准(明晰而可信的证据);并建立健全与层次性证明标准相适应的配套制度,使其自成体系,以期实现侦查效率价值与保障人权价值的平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司法证明问题——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完善,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取得的巨大进步。立法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暗藏着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漏洞,某些重要的实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中,辩方初步证明的证明标准不明确,致使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受理困难重重。有些法官在辩方完成初步证明后,拒不受理排除申请,不做出证明责任转移的决定。这一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就会形同虚设。通过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设定等问题进行分析,本文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相应补救方法。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反思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在我国已然确立,但如何使该规则运行合理、适用得当,特别是如何保持其有效的排除效力,仍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选择、运行设计、标准制定、程序安排直接决定了该规则在中国适用的广度与深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贯彻落实需要结合域外经验及其我国司法实际环境进行。

美国空警机上“无令状搜查、逮捕”行为的合宪分析

作为联邦执法人员,美国空警多次在机上采取无令状的搜查、逮捕行为。对此,可以从三方面探讨这些行为的合宪性。首先,由于空警主要负责处理机上劫持、恐怖袭击等行为,因此重大的航空安全是获得令状例外的根本利益所在。其次,机上环境特殊、情况紧急,符合令状原则的"紧急情况"例外的适用条件。再次,空警的搜查、逮捕行为在无令状的情况下还应当满足宪法所要求的实质要件,即根据案情不同,确保采取措施时具备"相当理由"。

论我国刑事附带搜查制度的重构——以美国法为参照的分析

刑事附带搜查,是指执法者在执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之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搜查被追诉者的无令状搜查制度。构建我国真正的附带搜查制度,必须将其与有证搜查、紧急搜查区分开;立法应当明确规定附带搜查启动的具体要件,严格限定附带搜查的实施范围,完善对违法附带搜查的救济措施的规定。

论搜查的令状

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有证搜查是常用的一种侦查措施,其发动的前提必须是有"相当理由"的存在,且搜查证应当是经一定程序申请,由中然超立之人签发,内容详尽的令状。

论刑事附带搜查制度

刑事附带搜查是指执法人员在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虽无搜查证,也可搜查其身体、随身携带的物品、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住所或其他处所的制度。刑事附带搜查的成立必须具备"合法逮捕"、"即时性及其修正"、"须有附带搜查的必要性"三个要件。刑事附带搜查范围必须以立即可控制原则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