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亲亲相隐”说新论

《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有关这一段话中孔子之语该如何理解,近些年成了一个热点问题。“亲亲相隐”是美德还是说明儒家导向腐败,争论不已。

“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的视角差异

“亲亲相隐”问题中的道德认知易受个体自我中心的影响,因此其视角差异值得关注。通过三个研究比较了人们在当局者-旁观者视角下对“亲亲相隐”的道德认知,并考察了重要个体(自我建构和社会赞许性)和情境(错误严重性、社会关系和道德领域)因素的作用。结果发现:(1)个体对“亲亲相隐”的道德判断具有稳定的跨视角一致性;(2)相对旁观者视角,在当局者视角下个体的道德决策体现了更低的“亲亲相隐”倾向;(3)相对旁观者视角,在当局者视角下个体对“亲亲相隐”的道德认知分离程度更低,且更高的错误严重性促进了这一差异;(4)这些视角差异未受个体自我建构和社会赞许性的显著影响,并在多种道德领域中保持稳健,且仅存在于亲近者违法犯错的情况下。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人对“亲亲相隐”的复杂态度,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道德认知中的关系偏好。

“亲亲相隐”制度的结构、解构与重构

“亲亲相隐”制度作为一项我国本土的法律原则,起源于西周、确立于汉朝、集大成于唐朝、消亡于近现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亲亲相隐”制度的主体扩展、性质转变、原则呈现,体现出法的秩序价值、效益价值与人权价值,在长期的流变中植根于我国历史的封建统治与宗法制度,折射出人文关怀与厌恶诉讼的理念,在现代被重视实体程序与舍己报国的思想所替代。亲情无国界,随着“相隐”理念走入世界大多数国家,应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维度借鉴这一历史制度的有益元素,以优化完善我国现有的亲属拒证制度。

期待可能性与亲亲相隐原则的比较研究

亲亲相隐原则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主张亲属之间应相互包庇犯罪行为,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则源于西方刑法学,主张行为人在无奈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行为,可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这两种理念看似相悖,但有一定共同点,也存在不同之处。本文将通过比较期待可能性与亲亲相隐原则的适用条件、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等方面,对这两个刑法原则进行探讨。

亲亲相隐原则现阶段适用性探讨

亲亲相隐原则是我国古代礼法结合衍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和原则,因其在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秩序、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等方面的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了浓浓的印记。道德和习俗是诞生法制的源泉,习惯和规则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基于历史文化传统而形成的亲亲相隐原则能被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并被老百姓所接受而延续上千年,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为此,本文拟从社会价值角度就亲亲相隐原则在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必然性可能性进行探析。

“亲亲相隐”:儒家文化中的生命伦理秩序观

“亲亲相隐”是儒家文化中充满争议的一个命题。本质而言,“亲隐”与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自隐”在内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自隐”预设了个体生命之于国家的优先性,而“亲隐”则预设了血亲关系之于国家的优先性。从儒家的生命伦理秩序观来看,血亲关系是人类生命繁衍并生生不息的根源,这就是“生之理”。以血亲为基础的各类社会关系是生命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命之伦”。由于“生之理”与“命之伦”之间具有价值判断序列上的优先性,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的矛盾。血亲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亲隐权”和回避制度是调和这种冲突的合法性机制。这样,“亲亲相隐”就具有本体论上的正当性和现实制度上的合法性,它与儒家的生命伦理秩序原则是高度统一的。

亲亲相隐:检验道德认知的差序效应

“亲亲相隐”是一桩饱受争议的道德公案,实证考察其中的道德认知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的道德结构。研究1直接验证了道德决策中“亲亲相隐”现象的存在,研究2进一步考察了道德判断与决策的差序效应及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研究3探究了道德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整个研究表明,“亲亲相隐”根植于中国人“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的道德认知中,不同社会关系下所感知到的人际道德义务差异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2010年以来国内“亲亲相隐”制度研究述评

“亲亲相隐”,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互相庇护除谋反、谋叛、大逆以外的犯罪行为。尽管学界对“亲亲相隐”制度始于何时仍有分歧,但丝毫不影响其在学术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10年以来,国内“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依然保持兴盛态势,相关研究成果或侧重字词的训诂,或侧重基础史料的解读,或侧重价值性质的辨析,或侧重制度设计的探讨,各具特色。但研究内容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研究材料受限、同质化严重、创新不足等问题。今后应在“亲亲相隐”制度的断代史、区域史、比较研究等领域进一步探究,同时充分挖掘新史料,力争使“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现代法治条件下“亲亲相隐”制度及其转化

“亲亲相隐”不仅对我国古代亲属尊卑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还在司法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引作用。十八大以来,法律和道德、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被多次提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对建设法治国家的作用不言而喻,这使得“亲亲相隐”的回归成为大势所趋。本文通过对“亲亲相隐”的历史梳理,试图构建其在现代法治中的合理性,最终达到良法善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目标。

论“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古代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无论从“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影响出发,还是从其在亲情和友情方面发挥的作用来看,我们当今时代仍然应该吸取“亲亲相隐”制度中的精华。“亲亲相隐制度”与亲情和法律离不开,并且“礼与法”的关系一直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热点话题,本文将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来论述“亲亲相隐”制度中所存在的当代价值。

浅谈“亲亲相隐”规则

本文首先从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到 ,不设立亲亲相隐规则的法律并非是好的法律 ,其次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建立这一规则的合理性 ,并在考察了我国古、近代及西方国家的相关制度后 ,认为设立和实施相隐规则是非常必要的。

亲亲相隐不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吗?--答刘清平教授

刘清平教授对我提出的"亲亲相隐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的观点不予认同,且从此观点的理论基础即道德价值四分框架、立论论述和现当代的普遍立法主张等三个方面进行否证。但是,由于他第一方面用于否证的四个理据均不能成立,第二方面用于否证的分析批判是出于误判和误解,第三方面用于否证的论点及论证明显错误,所以整个否证未获成功。由此说明我之前关于"亲亲相隐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的立论是有效的。现在还可以再补充一个论证,即知亲犯事情境属于维系亲情与维护社会正义不可兼顾的道德困境,由于此时无论是选择其中的哪一个都属于履行道德义务,所以即便是积极亲亲相隐,也不属于不当的恶行。尽管刘教授的否证未能奏效,但其机智的诘难也显现出我原来的论述中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欠缺之处,同时也推进了彻底解决亲亲相隐悬案的进程。

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现代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我国现行法律在否定"亲亲相隐"的亲情伦理立法以后,却没有确立亲属权利立法原则,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导致诸多尴尬和悲剧,"佘祥林案"中佘母的不幸遭遇即为典型。本文阐释古代"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立法和现代亲属权利立法的各自特点,论述法律确认亲属权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探讨古老"亲亲相隐"对确立我国现代亲属权利制度的正面价值及其在现代人权理念之下的创新转化。

“亲亲不能相隐”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亲亲相隐”于民间法的归隐

长期以来,"亲亲不能相隐"的制度因为难以推行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软肋。本文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揭示"亲亲不能相隐"对提高破案率几乎没有作用,从而打破了公安机关依靠亲属的口供寻找突破点的期许。同时,本文立论了"亲亲相隐"已归隐于民间法,并且正在不经意间以理所当然、天然合理的方式规范着国民的行为。对比"亲亲不能相隐"与"亲亲相隐"的效用,我们不得不呼吁"亲亲不能相隐"的淡出和"亲亲相隐"的现代重构与立法。

从“亲亲相隐”原则看证人免证权在我国的构建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人伦亲情立法,其发展演变及其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亲属免证权在我国建构的可能性,更是有利于证人作证权利的保障。我国可通过确立亲属免证权规定来实现"亲亲相隐"原则的活化。

一场空火虚耗式的论战--评“亲亲相隐”之争

论战双方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邓晓芒、刘清平等先生认为,孔孟的"亲亲相隐",导致了专制集权,而专制集权导致了腐败,所以"亲亲相隐"的血缘伦理思想应对今日的腐败负责;而郭齐勇等先生认为"亲亲相隐"思想与今日的腐败无关,"亲亲相隐"思想是合理的,在当代仍有着无上的价值。争议双方都脱离了社会结构转型这一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因而双方都是在空发议论,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双方均不应纠缠于血缘亲情伦理,而应探求如何构建奠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伦理秩序与社会正义。

“亲亲相隐”原则及其活化:以刑事法为视角

尽管法学界对“亲亲相隐”原则大多持否定态度,但其精神实质与价值追求并不必然与现代刑事法精神相违背。在考察“亲亲相隐”原则的发展演变并对其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亲亲相隐”原则不仅符合现代刑事法的谦抑主义思想,而且体现了现代刑事法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最后,结合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探讨了现代社会活化“亲亲相隐”原则的现实途径。

“直”与“法”:情感与正义——与王庆节教授商榷“父子相隐”问题

关于孔子所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存在着不同的诠释可能。王庆节教授的思想方法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本文的思想视域是生活儒学及其中国正义论,认为孔子所讨论的话题不是形而下存在者层级的伦理道德、法律、正义问题,而是存在层级的"何谓‘直’"的问题,即是本真情感的直接显现的问题。至于从本真情感到制度建构,即在法律上究竟应当"父子相证"还是应当"父子相隐",在儒家正义论中,这不仅取决于出自仁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而且取决于顺应时代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

亲亲相隐及其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之活化

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或制度,它在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法律中都有规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中华法系特有的价值理念,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却销声匿迹了。对亲亲相隐制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完善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