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干预对省会首位度的影响效应——基于全国25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9年中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省会位序首位度和集中首位度的演变特征,使用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省份经济规模对省会首位度的影响效应,并揭示其中行政干预的事实。研究发现,省份经济规模对省会首位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省会发展得到了行政力量的加持,异质性检验体现出单核省和双核省的省政府在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思维差异。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拥有较大行政体系规模的省份存在更明显的基层资源“截留”现象,使得可供省政府集中调配的资源减少,进而影响省会集聚发展,该效应在单核和双核省份存在一定差异,即单核省份内省会“一城独大”,而双核省份的省政府往往在两个核心城市间做出一定平衡性安排,但省会得到的支持仍然更多。因此,各省实施“强省会”战略应尊重经济规律和省情现实,并处理好省政府与基层各级政府间的关系。

政策偏向、省会首位度与城市规模分布

2010年后,部分省份强化了提升省内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政策导向,这种以行政手段提升首位度的做法,会对城镇格局以及居民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量化空间模型,将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分解为生产率、用地指标、用地结构、就业机会、外生舒适度与住房有效供给率等维度,利用反事实方法评估了提升首位度的相关政策对居民福利、GDP以及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当省级层面给予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更多用地指标时,可以在提高这些城市首位度的同时提升总体GDP水平,但会导致均衡时居民福利水平有所降低;②GDP与福利的非同步变动,源于户籍制度影响下人口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空间错配,即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人口集聚不足而一般地级市用地约束加强;③若降低落户门槛或消除省内城市间住房有效供给率的差异,均能使GDP与福利水平同时提高,且城市规模分布向Zipf定律收敛。为此,以提升经济密度为导向,以渐进的户籍改革为手段推动人口向省会及副省级城市集聚,多管齐下提高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住房有效供给水平,是优化城市规模分布、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强省会”战略促进非省会城市消费吗?

立足于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利用2006—2020年中国25个省份的246个非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强省会”战略对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参数估计结果显示,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均与省会首位度呈现U型关系,而平均边际效应为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平均边际影响在无强核和单强核省份均为正,在多强核省份皆为负。非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当省份首位度处于适当低的水平时,非省会城市消费率与其呈U型关系,但过高的省份首位度具有虹吸效应,不利于提升非省会城市消费率;而人均消费与其总体上呈U型关系,较高的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人均消费具有扩散效应。各地要因地制宜实施“强省会”战略,释放消费潜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强省会”战略的空间溢出效应

近年来,“强省会”战略已经被多个省份列入发展计划中。然而,“强省会”战略是否会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做大做强省会是否会引发极化效应,并对周边省份产生经济上的虹吸效应,尚未有定论。基于2000—2020年我国26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强省会”战略实施的经济影响。结果显示:省会首位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提高本省的省会首位度会对附近其他省份产生负面的经济影响,影响效果和省份自身的省会首位度相关。基于此,“强省会”战略的制定要依据不同省份的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施策的方式,且要充分考虑到省份间的经济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强省会”战略研究综述

“强省会”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省域发展战略选择,其实践形态依省情不同而各异,实施路径以调整行政区划、扩大省会发展空间为主,兼及对各种资源的激烈争夺。“强省会”战略的效应主要体现为对省域经济发展、省域内周边城市发展,以及省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施“强省会”战略有利有弊,所伴生的“一市独大”、地方政府过度竞争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后续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强化市场力量、善用行政力量,要大力提升次级城市竞争力,克服“一市独大”弊端。

“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辐射还是虹吸?

“强省会”战略吸引各要素向省会集聚促进城市创新发展,并通过“技术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市,但过度的“资源虹吸效应”加剧要素配置不平衡,扩大城市间发展差距,制约区域创新发展。本文选择2007—2019年我国26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省会城市首位度对省域创新发展、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创新发展差距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实证发现,省会城市首位度对全省创新发展水平存在“倒U”型影响,对省会与非省会城市的创新发展差距存在正影响。“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影响是“资源虹吸”“技术辐射”以及“要素拥堵”“要素缺乏”4个效应的综合结果。地区市场化水平能发挥积极的正调节作用,随着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增强“强省会”战略的区域创新发展正效应,同时减弱“强省会”战略的区域创新发展、城市间创新发展差距的负效应。

强省会战略与区域内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省级面板的证据

强省会并不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原因,单就区域均衡性发展而言,省会首位度的扩大可能会挤压其他城市的发展空间,但是对整个省域而言,适时的“强省会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有助于本省的城乡收入差距减小。其可能的内在机制是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强弱关系,由此导致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会城市具有不同的总体效应,从而对区域内的收入分配结果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强省会”战略的地方实践与理论研究

“十一五”以来,我国众多省份先后开启“强省会”战略,已成为省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普遍选择。从“强省会”战略的地方实践模式与路径、理论依据、效应利弊及优化措施等方面,梳理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概括现有研究的主要结论。从挖掘“强省会”战略地方实践的典型案例,研究“强省会”战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加强对省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与科技创新的研究,从全国视角研究“强省会”战略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等方面,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