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探索——基于省域fsQCA联动效应分析

厘清省域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差异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决策依据。以TOE分析框架为基础,使用fsQCA方法对省域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组态分析,发现:任一单个因素并不构成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省域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驱动路径主要有组织环境突出与客观条件作用型、组织环境突出与主观条件作用型、组织投入突出与产业结构引领型三种;政府和民众对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注是快速有效提升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东部地区政府和大众对现代职业教育关心关注度最高,中西部地区则更加依赖于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未来,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投入,发挥技术技能人才的作用,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和关注度。

“省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发展策略

“省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应成为未来我国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的重点。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的加强以及以“举办者”投入为主的高职教育经费筹措机制的贯彻落实,是以“省域”为重点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基础。当前我国高职教育面临诸多新挑战:在“省域”高职教育院校数量等若干发展指标上,省际之间差异较大,凸显了省际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在“省域”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投入及生均经费上,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由此,推进我国“省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策略是:以国家层面上的区域经济合作重大战略为基础来推进高职教育区域合作,形成高职教育区域合作新格局;建立“省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协调机制,加大经费投入与政策创新,以实现“省域”内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

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基于浙江的省域探索

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是长学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对“上延式”“下沉式”“横向式”等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组织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对接区域产业发展,推动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是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和支撑力的有效路径。基于浙江的改革实践,梳理出要适应区域产业集群特征,回应地方企业对于“用得上、留得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现实需求;研制专项政策,构建契约型实体组织,推动优质高职教育资源下沉,赋能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标准共研、教材共编、方案共制、人才共育、师资共培、竞赛共比等“六共”衔接,立足区域培养复合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省域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问题与对策——基于湖南省相关竞赛数据的分析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作为我国职业教育一项制度创新,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行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促进了区域内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对接,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人力支撑。分析2008年以来省级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发展轨迹,剖析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发现尚存在赛项覆盖广度不够、竞赛过程与企业生产结合不紧、竞赛内容与专业教育教学融入不深等问题,据此提出政府统筹建立产教融合实体平台、“产赛教”融合、“岗课赛”融通等应对策略。

中国省域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审视与优化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是深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由之路。以中国省域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应用内容分析方法,分别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个方面对政策内容进行分析,将政策的典型特征提炼为:政策文本体例相似且均为联合发文、权力下放呈现一定梯度且强调试点先行、政策推进强化机制创新及营造良好环境。提出了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形成政策协同效应、强化政策执行合力等优化对策。

省域推进职普融通的实践样态与路径优化

推进职普融通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调研发现,江苏省在职普融通的政策设计、模式探索、平台搭建、机制创新等方面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实践样态,但同时也面临制度瓶颈、观念束缚、机制局限、支持制约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今后应通过加快构建“高阶化、贯通式”的培养体系、稳步推进“柔性化、全学段”的融通体系、创新构筑“常态化、共享式”的协调机制、逐步完善“规范化、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等举措,助力高标准建设教育强省。

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进

文章构建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究其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研究发现: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上升较慢,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基尼系数持续下降,表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差异呈缩小趋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但贡献率逐渐降低;西部地区差异下降较快,逐渐逼近东部地区;东-西、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最大,但均有所降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随邻域水平的增加,低水平向高一级水平转移的概率上升,高水平向中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下降。

中国省域降碳潜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深入理解省域降碳潜力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加速推动区域绿色转型和协同降碳,基于Super-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降碳潜力,利用修改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降碳潜力的空间关联日趋紧密,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数呈增长态势,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度呈下降态势;(2)东部省份多处于网络核心位置,发挥着支配作用;西部省份多位于网络边缘位置,对网络关联结构影响有限;(3)网络结构形成了净受益、净溢出、双向溢出和“经纪人”四大功能板块;(4)经济水平、能源消耗、产业结构和城镇人口等差异以及空间邻接关系共同驱动省域降碳潜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据此提出提升省域降碳潜力、优化省域降碳潜力关联的政策建议。

省域经济韧性的测度、空间格局与动态演进

提升经济韧性水平是谋划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本文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省域经济韧性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动态演进态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12-2021年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并在东西方向上呈现“强-中-弱”阶梯式递减的空间格局。(2)省域经济韧性发展水平空间聚集效应显著,主要呈现双高(H-H)及双低(L-L)聚集的空间组织模式。(3)省域经济韧性的发展具有动态复杂性,全国整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皆呈现上升趋势,但省份之间差异较大。同时东部地区经济韧性存在轻微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各省份应立足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抵抗力、恢复力和进化力三方面提升经济韧性水平,同时有效利用与相邻省份地理空间上的临近优势,实现强经济韧性省份与弱经济韧性省份间的优势互补。

探索省域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时代价值——评《省域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京沪苏浙鲁粤六省市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本质要求与基本特征,为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科学概念铸就了思想理论基础。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化一般都是在国家层面上追求的目标,作为空间尺度较小的省域现代化问题,是不是可以成立或存在?如果可以,那么它与国家现代化有何联系与区别?省域现代化有何特点?推进的进程从何入手?有哪些现实的案例、实在的推进战略与有效的举措?

技能强国背景下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政策分析——以浙江省15份政策文本为例

建设技能型社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必然要求。选取浙江省技能型社会建设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依照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15份政策文本进行计量与内容分析。研究发现,浙江省技能型社会建设政策存在命令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政策弹性不足,激励型政策工具规划不足、执行主体动力受限,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适配性不够、未能弥合供需裂缝,制度变迁型政策工具选择偏少、协同效益产出不高等问题。为更好地建设技能型社会,省域层面的整体政策设计应兼顾系统性与区域创新,政策工具选择应增强匹配性与功能协同,激励政策运用应关注多主体与长期效应,保障体系建设应着眼融通性与软硬并重。

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能级的汕头方略

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是城市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重要依据。城市发展应走开放共享、合作共赢、协同创新、产业融合的能级提升之路。提升汕头城市能级,是推动汕头城市建设的关键环节。汕头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被赋予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的历史使命。通过分析对外开放驱动因素、城市能级发展内涵,以及广东省城市能级的空间聚集与职能分布情况,提出汕头市应大力提升经济能级、加强创新驱动能级、助力开放能级,于危机和变局中创新局。

基于熵权—突变级数法的中国省域营商环境评价研究

营商环境是省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优化营商环境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法宝。基于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公共环境、市场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我国省域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尝试纳入“数字政府”新指标。基于熵权—突变级数法,对我国31个省域的营商环境实践工作进行系统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呈现层次化特征,在整体指标与分项指标方面均存在较大发展差距,且区域层面呈现出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和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为落后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优化我国省域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加强各省市协同顶层设计,完善沟通协调机制;从公共环境、法治环境及政务环境等入手改善营商环境;重视以“标准化”促进“平衡化”发展;积极推动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共建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视域下宜宾-泸州协同打造南向开放新高地的路径研究

宜宾和泸州同为四川南向开放的重要门户,在四川对外开放进程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两市协同打造南向开放的新高地。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诸多挑战和困难,宜宾和泸州应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南向开放为主线,组团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共同探索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机制,协同提升基础设施内联外通水平,携手构筑融合互赢的开放型产业体系,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协同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

省域推进产教融合的做法、问题和对策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江苏各地推进产教融合的创新举措、经验做法、主要瓶颈及破解方法等展开了专题调研。调研发现产教融合主体内聚不紧、合而不融现象依然存在;产教融合内部要素耦合不深,外部要素驱动有待加强;产教融合功能发挥不足,社会辐射有待强化。提出构建完善的产教融合现代制度体系、深化多层次产业与教育的主体融合、深化产业与教育领域多样化要素融合、深化产业与教育领域多样化功能融合、强化专门化产教融合的宣传督导的对策建议,推动省域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近代省域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历程回顾与特征分析

近代省域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萌芽期,198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相关研究论文;2015年左右开始出现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成果,研究基本成形;这之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相关成果不断丰富起来。纵观其发展历程,这一研究大致呈现出三大特征或趋势:一是研究基点注重与传统高等教育的历史关联,从“西方中心”向自主探索回归;二是逐渐摆脱“教育中心”的影响,研究内容强调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互动;三是研究对象不断扩大,从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优势中心”或特色省域向发展迟缓的欠发达省域拓展。

统筹推进省域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辽宁省“四个一体”策略与实践

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地开设思政课、上好思政课,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近年来,辽宁省教育厅树立系统思维,确保顶层设计一体规划;注重强基固本,强化师资队伍一体培养;深化资源共享,加强实践教学一体推进;把握学生认知,打造教学内容一体衔接,统筹推进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政府引导基金对省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8—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多维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引导基金对省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促进省域技术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省域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显著,产业类引导基金则可显著促进省域技术创新;政府引导基金在协同创新水平高的省域较协同创新水平低的省域具备更加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省域财力在政府引导基金影响省域技术创新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效应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加大政府引导基金的实施力度,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基金类型结构;二是完善省域创新环境,提升省域协同创新水平;三是中央财政应给予财力弱省政府引导基金专项资金扶持。

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影响企业供应链集中度--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能否形成供应链集群是一个地区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选取2001—2022年全国31个省域上市公司数据,对省域高质量发展影响企业供应链集中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省份能显著提升其企业的供应链集中度,且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进行拆解后发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是企业供应链集中的主要推动者,研发投入强度、空气质量和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企业供应链集中度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地方政府债务与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财政与金融体系存在紧密的相互关系,地方债务风险的外溢或将传导至地区金融机构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基于2015~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显著提升了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并且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影子银行是地方政府债务作用于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渠道;东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比西部地区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体系、促进政府债务资金体系可持续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政策建议,旨在促进金融系统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