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省域的中国甜瓜生产比较优势空间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甜瓜生产比较优势区域的空间特征,为中国甜瓜产业战略决策提供参考。【方法】以基于省域的中国甜瓜播种面积、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为研究单元,系统分析中国甜瓜产量、效率、规模、集中度、综合比较优势、单位面积产量比、播种面积比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利用中国的农业统计资料,以产量比较优势指数、效率比较优势指数、规模比较优势指数、集中度比较优势指数、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单位面积产量比指数及播种面积比指数分析中国甜瓜生产比较优势状况,并通过"地图汇"软件在地图上进行空间表达。【结果】中国甜瓜生产优势区域依次为新疆、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南、内蒙古、辽宁、江苏、湖北、湖南和上海等11个省(市、区)。东北和华中地区为中国甜瓜生产的综合比较优势区,华东、华北、西北和华南地区可作为后备发展区域,西南地区近年来在瓜类生产中优先发展甜瓜产业,其优势不断增强。【结论】中国各地区甜瓜生产仍需加强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国甜瓜产业的区域优势布局,充分协调甜瓜生产,使其达到区域间和季节性平衡,提高甜瓜专业化生产水平,推动区域间有序健康竞争。

城镇化背景下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省域的空间计量分析

21世纪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耕地锐减特征明显,对国家粮食安全水平构成了威胁,并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我国31个省域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省域粮食安全水平及其空间效应、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粮食安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和正向的空间相关性。Moran散点图和Lisa聚类图的局部分析显示,不同省域粮食安全水平有着空间相关性的差异和不同的集聚模式。空间计量回归表明:省域之间的粮食安全水平在地理空间的邻接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溢出效应,粮食安全水平的空间相互作用或影响的途径可以通过邻接地区而相互传递。耕地面积对粮食安全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人均粮食耕地面积每提高1%,粮食安全水平系数将提高1.0265。

基于EKC的省域物流行业碳排放特征——中国四省域的实证

基于EKC模型,对天津、吉林、安徽和陕西四省域物流行业碳排放特征开展实证研究。以四省域2005~2014年物流行业的相关能耗数据为研究对象,测算其碳排放量并进行EKC曲线拟合,根据EKC曲线特点,分析得出不同生态效率下各省域物流行业的碳排放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物流生态效率较高的天津、安徽省域EKC曲线基本呈现比较完整的倒"N"型;而低物流生态效率的陕西、吉林省域由于空间地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以及物流业发展程度等原因,导致倒"N"型EKC曲线特征不明显,但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并将随着单位周转货物GDP的增加,会逐渐呈现第三阶段的特征。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空间关联研究——基于31个省域的ERGM实证

文章以中国31个省域和东盟10国为对象,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分析网络整体演变与关联特征,揭示“中国省域—东盟国别”节点关联与集聚规律,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探究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的空间关联要素。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网络密度不断提高,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梯度分化明显;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核心省域由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拓展;中国省域投资的东盟国家不断多元化,核心国家趋向于由湄公河流经沿线国家向马来半岛区域国家转移;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的空间关联要素主要是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东盟各国市场规模与投资潜力以及中国省域与东盟各国的交流联系。据此,文章从网络整体、节点、要素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建设陕西学习型省域的客观要求和现实依据

构建学习型省域对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学习型省域的提出背景,提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是构建学习型省域的客观要求,保持GDP持续增长、加大扶贫力度与促进农业人口转移、深化区域发展、实现人才强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提高全民文明素质是构建陕西学习型省域的客观依据。

陕西建设学习型省域的运行机制探讨与分析

运行机制是学习型省域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也是构建学习型省域极其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建立科学的学习型省域运行机制应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政府推动机制;加强社区教育和开放大学构建,形成省域终身教育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制度保障机制。

陕西建设学习型省域的主要任务与路径选择研究

研究确定建设学习型省域的主要任务与路径,对成功构建学习型陕西并发挥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构建学习型陕西,应大力推进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建设学习型省域中的基础作用;积极发展继续教育,构建陕西开放大学;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构建陕西教育资源库。

长三角职业高等教育一体化:弱势省域的发展逻辑和推进策略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职业高等教育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然而,长三角区域内三省一市职业高等教育发展并不均衡、差距明显,安徽省职业高等教育呈现出失衡性、输出性、依附性等显著特征,处于弱势发展地位,面临着基础薄弱、资源不足、人才外流等发展问题。安徽省应遵循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等三重发展逻辑要求,按照接续—内生、移植—他生、嫁接—共生的三重发展思路,深度融入长三角职业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力争实现优质化、特色化、对等化发展,高质量服务安徽省经济转型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

江西省省域的形成过程及其条件

江西省是中国南方的重要省份,其省域的形成经历了唐以前的萌芽时期,唐至元的基本形成时期,明清的完全确立时期。江西省在地理上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鄱阳湖-赣江流域,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江西盆地”。这种独特的地理因素,对于历史上江西省省域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江西省省域的形成不仅有着地理因素的重要影响,而且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同时也和历史上中国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的大势相吻合。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空间关联:基于31个省域的ERGM实证

以中国31个省域和东盟10个国家为对象,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分析网络整体演变与关联特征,揭示“中国省域—东盟国别”节点关联与集聚规律,进而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探究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的空间关联要素,结果发现:1.网络密度不断提高,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梯度分化明显。其中,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域为第一梯队,对东盟投资丰裕度与网络中的地位较高,更易影响其他网络节点;中部的湖南、河南、江西和西南的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域为第二梯队,西北省域、东北省域及其余中部省域为第三梯队。2.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核心省域由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拓展,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对东盟投资丰裕度远高于中国其他省域。中国省域投资的东盟国家不断多元化,核心国家趋向于由湄公河流域5国向东盟海洋5国转移。3.中国省域对东盟直接投资网络的空间关联要素主要是: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东盟各国市场规模与投资潜力以及中国省域与东盟各国的交流联系。

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探讨

省级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综合性规划、寻求多目标平衡的系统性规划、引导全域有序布局的空间性规划。梳理省级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的内涵及作用,结合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编制实践,提出根据省情特点和承担的国家安全与发展责任,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严守水安全、水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4类安全底线;以“四化同步”发展为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化交通区位、科教资源等比较优势,完善要素支撑体系;绘制规划“一张蓝图”,实现空间有序布局;建立“两张清单”,实现规划有效考核等。以综合性规划为引领,探索加强省级规划统筹的方法,为提高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

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探索——基于省域fsQCA联动效应分析

厘清省域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差异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决策依据。以TOE分析框架为基础,使用fsQCA方法对省域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组态分析,发现:任一单个因素并不构成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省域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驱动路径主要有组织环境突出与客观条件作用型、组织环境突出与主观条件作用型、组织投入突出与产业结构引领型三种;政府和民众对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注是快速有效提升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东部地区政府和大众对现代职业教育关心关注度最高,中西部地区则更加依赖于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未来,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投入,发挥技术技能人才的作用,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和关注度。

“省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发展策略

“省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应成为未来我国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的重点。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的加强以及以“举办者”投入为主的高职教育经费筹措机制的贯彻落实,是以“省域”为重点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基础。当前我国高职教育面临诸多新挑战:在“省域”高职教育院校数量等若干发展指标上,省际之间差异较大,凸显了省际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在“省域”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投入及生均经费上,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由此,推进我国“省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策略是:以国家层面上的区域经济合作重大战略为基础来推进高职教育区域合作,形成高职教育区域合作新格局;建立“省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协调机制,加大经费投入与政策创新,以实现“省域”内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

黄河流经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估

开展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估是实现保护管理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我国现有管理评估多集中于单一、同类型、同省域内的自然保护区,对中大型尺度多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的评估较少。黄河流经省域分布着许多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屏障的重要基础,在维持区域生态安全方面具有突出作用。为促进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构建5类共26项的管理成效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基于证据的专家打分法,评估了黄河流经省域内8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2020年间的管理成效,在识别影响管理成效关键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2016年以来,黄河流经省域8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总体较好,优秀率达26.83%,良好率达64.63%,主要体现在管理主体、本底调查、保护对象等指标的平均得分较高。②Spearman相关分析表明,管理级别越高、建立越早,公共服务、规章制度、经费保障等方面越完善的保护区管理成效越好;此外,基础设施与日常巡护,科研监测与科普宣教、信息化建设,社区关系与生态修复、保护对象指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③管理成效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人才建设、综合执法、社区发展、人类干扰等方面,建议有关单位在人才队伍、行政执法、生态补偿等方面加以完善,以提升管理效果。

产业智能化对省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域生态效率,实证分析产业智能化对省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地区异质性,并探究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以及产业集聚与绿色金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正向影响省域生态效率;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智能化对省域生态效率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智能化影响省域生态效率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产业集聚在产业智能化影响省域生态效率过程中发挥U型调节作用,绿色金融在产业智能化影响省域生态效率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生教育如何赋能省域创新——基于31个省份数据的fsQCA分析

研究生教育是实现省域创新的关键载体,其集聚的创新要素对推动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整合研究生教育影响省域创新的分析框架,运用fsQCA方法,以我国31个省份为案例样本,探究研究生教育对省域创新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变量不能构成省域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学科优势和科技成果转化对省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关键。研究生教育赋能高水平省域创新的驱动路径有创新基础联动的综合发展型、成果转化主导的创新资源集聚型、学科优势引领的创新环境协同型三种。研究生教育未能赋能省域创新的原因较为复杂,多与学科优势和科研资源两个核心条件的缺失有关。研究结论既有助于丰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范畴,又能为不同地区研究生教育促进省域创新提供实践参考。

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基于浙江的省域探索

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是长学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对“上延式”“下沉式”“横向式”等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组织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对接区域产业发展,推动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是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和支撑力的有效路径。基于浙江的改革实践,梳理出要适应区域产业集群特征,回应地方企业对于“用得上、留得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现实需求;研制专项政策,构建契约型实体组织,推动优质高职教育资源下沉,赋能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标准共研、教材共编、方案共制、人才共育、师资共培、竞赛共比等“六共”衔接,立足区域培养复合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省域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问题与对策——基于湖南省相关竞赛数据的分析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作为我国职业教育一项制度创新,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行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促进了区域内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对接,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人力支撑。分析2008年以来省级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发展轨迹,剖析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发现尚存在赛项覆盖广度不够、竞赛过程与企业生产结合不紧、竞赛内容与专业教育教学融入不深等问题,据此提出政府统筹建立产教融合实体平台、“产赛教”融合、“岗课赛”融通等应对策略。

中国省域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审视与优化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是深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由之路。以中国省域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应用内容分析方法,分别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个方面对政策内容进行分析,将政策的典型特征提炼为:政策文本体例相似且均为联合发文、权力下放呈现一定梯度且强调试点先行、政策推进强化机制创新及营造良好环境。提出了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形成政策协同效应、强化政策执行合力等优化对策。

长江经济带省域农业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

[目的]探究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耦合协调状况,为提升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及二者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尺度,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模型、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灰色预测模型和指数平滑模型定量分析农业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等级、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结果]①2002-2022年,长江经济带省域农业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综合指数大多呈现较大波动态势,省域间农业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综合指数水平差距先缩小再扩大,样本间的差距整体不大。②从时间维度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耦合协调度在2002-2022年期间变动较大,总体呈上升发展趋势,耦合协调等级大多升至更优一级水平。在空间维度上,整体呈现出“上游低、中游高、下游相对较低”的分布特征,区域差异比较显著。③农业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是一个耦合交互的系统,农业生态安全子系统与粮食安全子系统均对耦合协调度具有影响。长江经济带省域粮食安全子系统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更高一些。④用指数平滑法预测长江经济带未来五年省域耦合协调度值,不同省份呈不同趋势,既有上升趋势,也有小幅下降趋势。[结论]长江经济带各省应因地制宜,在弥补子系统短板弱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系统内外要素的协同联动,最终实现二者良性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