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县域基础教育发展——来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证据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是一项重要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县域基础教育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一个稳健的因果识别方法,发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改革批次的作用差异较大,但大多数地区推行的改革均有助于县域基础教育的发展;政策在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及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展现了较显著的正面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改革主要通过提高教师数量而非学生数量来改善基础教育质量。改革后,县域财政支出呈现出扩张趋势,这一改变解释了辖区内教师资源配置的变化。进一步讨论发现,改革通过促进学校、培训机构等教育相关组织的发展,使得地区教师数量实现了明显的增长。为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促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文从事权财权匹配、区域异质性政策及支出优化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促进县域粮食生产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一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使用交错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能显著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省直管县财政改革通过提升县级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引导粮农增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增加化肥施用量等生产要素配置机制和强化省级政府粮食注意力分配机制,促进县域粮食生产。异质性分析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粮食增产效应在非强县扩权试点县、经济欠发达县、财政弱县、粮食主产区县域以及产粮大县更为明显。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实施时间越长,其粮食增产效应越明显。本文拓展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成效的研究,为新阶段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方向。应适度增强省级财政统筹调控能力,逐步优化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实施范围与实施方式,合理划分省级和县级政府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提升县级政府粮食安全保障的财政治理能力。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深入探讨。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视为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从企业税收负担和资源配置维度考察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没有实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地区,经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降低。究其原因,改革的实际税负渠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资源配置渠道带来的正面影响,初始税收负担较重或资源错配程度较高的区域所受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结果丰富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对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财政分权提高了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吗——来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准实验的证据

以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作为财政分权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0—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以及1273个县市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使得地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6.4%~9.8%,且该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与经济分权相比,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财政分权对东部及财政自给能力较强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大于中西部及财政自给能力较弱的地区;财政分权虽然能够推动市场化,提升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但其所带来的政府过度干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负面作用亦不容忽视。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能否改善民生性公共服务

本文采用全国县级数据,运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民生性公共服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总体上不利于民生性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在医疗服务方面,改革对人均医疗床位数的影响虽不明显,但导致医疗支出比重相比于改革前下降了11.67%。在公共教育方面,改革对中小学生数占人口比重产生了负面效应,且导致教育支出比重较改革前下降了4.19%。另外,笔者还发现,改革对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抑制作用具有明显的省份差异性和时间滞后性。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县域经济增长与财政解困

本文以我国1997-2005年间县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处置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实现县级财政解困中的作用以及财政分权和政府机构改革的制约影响。研究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但也显著抑制了县域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分权总体上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和财政解困中的积极作用,以"撤乡并镇"为主要措施的政府精简机构改革则加剧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财政解困效应。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县级财政教育投入——基于贵州县级数据的双重差分估计

西部地区由于省情复杂,一直是"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点。本文基于贵州省2006-2014年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省2009年和2013年两次"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县级财政教育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案例省份的改革有助于提高县级财政教育投入水平,这与试点县对上级转移支付高度依赖,以及改革限制了地级市对上级对县转移支付的截留等因素密切相关。与第一次改革相比,案例省份第二次改革对新增试点县的财政教育投入的正向影响较为微弱。比较两次改革内容和试点县的差异可以发现,第二次改革取消了市对县民生项目财政支出的配套责任,可能对新增试点县财政教育投入造成短期负面影响。未来深化西部地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要根据具体市县财政状况因地制宜地设计省内改革方案,对民族自治州县要更为审慎,同时应继续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县域义务教育的财政分担比例。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与县域间财政差距

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中国13个省份的地级市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间财政差距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显著缩小了县域间财政差距;在改革县比例更高和经济实力更强的地级市中,改革对县域财政差距缩小的效果更明显,但改革效应边际递减。机制分析证实落后县域经济的赶超作用及政府间竞争与地级市政府协调等渠道的改革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上级政府适度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缩小了县域间财政差距。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县级财政教育支出——基于湖南省数据的准实验研究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于增强县级政府财政自主权,提高县级义务教育经费供给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基于湖南省2006~2013年的县级面板数据,采用DID和DID-PSM方法评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县级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改革降低了县级财政的教育支出比例,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在有效控制选择偏差后,改革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效果。通过对制度和政策的分析发现,这与湖南省特殊的激励机制设计等有密切的关系。未来深化改革时,需进一步加强对县级财政的监管力度,在保证转移支付分配机制公平的同时,依据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等方面进行挂钩奖励,在省内民族地区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竞争还是合作: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下的政府行为抉择

纵向财政关系的规范与协调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要条件。本文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入手,探究了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下纵向层级政府在财政竞争与合作行为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本文基于1997—2009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利用计量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后发现,当地级市的财政利益因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受损时,总体来看其下辖的非改革县的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将会增加,这表明地级市为弥补自身利益会对余下非改革县进行帮扶以求合作共赢。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强市弱县”情况下的地级市和组织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力强的地级市对余下非改革县的帮扶力度较大;地级市主要借助于专项转移支付工具对余下非改革县进行帮扶而非一般性转移支付。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粮食”空间偏差的影响

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但“经济-粮食”空间偏差(即关系不协调)不仅会延缓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步伐,而且会阻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利用2000—2020年我国1864个县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粮食”空间偏差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经济-粮食”空间偏差,即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会加大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程度。机制分析发现,“经济-粮食”空间偏差的加大是因为财政分权程度和非农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市场活力的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其他地区,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中西部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粮食”空间偏差的影响最大;在不受粮食生产责任政策的约束下,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以经济增长为主。因此,需要优化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实施模式,扭转县级政府“离粮”发展倾向;建立粮食安全与晋升激励的衔接机制,修正县级政府“趋经济、离粮食”的导向;完善利益补偿机制,纾解产粮大县财政压力;构建改革县的财权监督机制,严控财政资源支出方向。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医疗供给的影响

理顺省以下财政分权关系对改善县域医疗服务供给、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意义重大。从200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较为广泛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促进了基层财力与支出责任的匹配,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美中也有不足。本文使用全国2002—2019年的县级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型DID和PSM-DID方法评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改革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县域医疗服务供给的增速,同时,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从改革实践看,对东部县域医疗供给的冲击小于其他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县域受到的影响较为显著,弱市下辖县受到的冲击大于强市下辖县。未来应继续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完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同时要在医疗卫生领域加强对县级的专项转移支付。在制度上,还需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将民生福祉更多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财政分权、定向激励与农业增长——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例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考核激励是塑造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制度环境,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考核机制,导致包括农业在内的一些“弱激励”项目长期得不到重视。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例,研究财政分权、定向激励对县域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业增长考核处于“弱激励”的背景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会使扩权后的县级政府强化经济政策的离农倾向,导致农业增长的负向影响。随着农业考核的逐渐加强,“省直管县”对农业投入与产出的负向影响得到了显著缓解。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定向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修正,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一种可能的模式。

地方财政治理: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基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研究

构建权责清晰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地方财政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提高地方税收自主权和增加转移支付规模作为两种地方财政治理方式存在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以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剖析了这两种地方财政治理方式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进而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改革提高了地方税收自主权和转移支付规模,即同时践行了这两种治理方式;作为一种“授人以渔”的财政治理方式,地方税收自主权的提高可遏制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成本转嫁行为,提高地方自有财力水平、遏制地方支出扩张,故显著增强了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作为一种“授人以鱼”的财政治理方式,转移支付规模增加则具有相反影响——这一负向激励效应起到主导作用,导致省直管县改革显著削弱了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不利于地方财政治理改善。这对于当前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调整具有良好启示。

纵向财政治理结构与地方政府职能优化——基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拟自然实验分析

基于2004年以来实施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本文重点探究了纵向财政治理结构安排在促进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的作用。特别地,为了有效校正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构造反事实,在拟自然实验环境下识别出改革对县级政府支出结构的因果处置效应。结果显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具有较强的职能扭曲效应,强化了县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支出行为偏差:改革导致县级政府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平均增加了4.312个百分点,较2002年提升了266.2%;导致教育支出比重和医疗卫生支出比重平均下降了1.061和0.588个百分点,较2002年减少了3.7%和12.7%。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进一步的机理检验表明,这主要归因于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治理结构安排削弱了省以下的协调机制而强化了辖区间财政竞争。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2000～2007年县级数据,实证分析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地区经济和财力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既促进了县级地区的经济增长,又有利于这些地区的财力增长;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上述促进效应程度存在差异。因此,"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不宜采用同一模式,而应充分考虑地区特征与差异。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县级财政教育支出——基于河南省县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估计

财政体制改革对于县级政府的教育供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教育财政体制应如何调整适应,是当前县级教育财政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2002—2013年河南省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分析了2004年和2009年河南省两次"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政府教育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显著降低了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份额。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县级财政对教育的负担一直比较重,"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大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增加了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但由于省级政府管理幅度过大,县级政府受到的监控弱化。县级政府一旦掌握了财政自主权,更偏好与经济建设相关的基建类公共物品的提供,最终导致县级政府财政中用于教育的比例显著下降。因此,这就要求上级部门逐步转向多元化的绿色GDP考核机制,保障了"省直管县"改革后县级政府对教育的支出,势必会促进"省直管县"改革的效果。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县级国库管理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甘肃省平凉市为例

为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甘肃省政府从2007年7月起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将省管市、市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省管市、同时管县的财政体制,以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通过分析平凉市"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情况以及产生的积极效应,探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县级国库管理带来的影响,提出基层国库调整的思路,以期增强国库执行财政改革政策的职能,提高国库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能力,使人民银行更好地履行经理国库的职责。

西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风险因素分析:“过度依赖财政型”发展模式

按照中央部署,西部各省先后推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试点改革,但改革进程缓慢,风险凸显。探究根源,"过度依赖财政型"发展模式成为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度依赖财政源于西部地方政府过多的经济社会发展职能,而"过度依赖财政"又根源于"重度"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化解改革风险的主要出路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边界,降低经济发展对政府和财政的"依赖度"。同时兼顾各方利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

西部地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制约因素与化解对策——以云南省为例

针对云南省这一特殊案例,本文研究发现改革将会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加速"效应。改革提升了县级财政能力与支出水平,与要素的空间集聚相结合,不仅能够促进县域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显著缩小县域间差距。但是,县域经济本身的集聚与扩散状况,省以下财政分配均等化水平以及省本级财政状况均对改革产生了制约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