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人大工作的组织机制──对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观察

党领导人大工作是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键内容。党领导人大工作要通过具体的组织机制来实现。在省级人大常委会“嵌入”式构建全面立体的党组织体系生成的结构性耦合机制,在省委、人大常委会、党组之间“同构”式实行干部兼任生成的功能性协同机制,在省级人大常委会内“整合”式开展党管干部、党内政治生活等实践生成的个体性激励机制,是党领导人大工作的三大组织机制,是党的组织工作在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展开。

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宪制角色

省级人大常委会是连接全国人大和其他各级地方人大之间关系的纽带,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否具有合宪性审查权却在制度上不明确,学术上有争议,实践中不统一。根据我国的宪制安排和合宪性审查的功能需求,省级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遵守和执行的保证者与地方性法规的批准者,并不具有合宪性审查权,也不适宜从事合宪性审查工作。省级人大常委会应在其职责中穷尽合法性审查、必要时提出合宪性审查报告或要求,做好有关立法事实的搜集、甄别和认定等工作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并及时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决定落到实处。

中国人大立法透明度指数报告(2019)——以省级人大常委会网站信息公开为视角

立法公开是做好地方立法工作的重要抓手,是提升立法质量、扩大立法参与的重要路径,甚至也是不断改进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主要方面。为了进一步掌握地方立法工作的实际状况,准确把握地方立法的具体变化、改进之处以及存在问题,进而继续推动地方立法的不断完善,笔者2019年通过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门户网站对地方立法公开情况进行了评估[1]。

论新时代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批准权

根据我国宪法、立法法、地方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省级人大常委会享有对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批准权。伴随着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数量的大幅上升,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权在地方立法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如批准权的定性不明、不同批准方式使用频率差别较大、对批准权的行使缺乏监督、对批准后实施的地方性法规监督不到位等问题。要破解以上实践难题,我们需要从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权法律属性的准确厘定、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提前介入机制、地方性法规的事后备案审查机制、批准权行使的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法治建构,以期实现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批准权之规范运行。

中国地方立法透明度评估报告(2020年)--基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网站的考察

地方人大在法规数据库建设、法规解读、立法评估、立法计划完成度等方面进步明显,但在法规公开、民主立法、立法总结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

省级人大常委会作疫情防控决定的建议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十分严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不仅特别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而且还着重强调要统一指挥、联防联控、深化国际合作。

与时间赛跑 与疫情抗争——全国省级人大常委会首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定诞生记

2020年1月,沉浸在新春佳节喜庆气氛中的人们,被一场猝不及防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打乱了原本平静的生活。1月24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上海这座超大城市打响,整个城市全民动员,抗击疫情。市人大常委会及时响应,主动作为,于2月7日上午召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也是全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中第一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定。

省级人大常委会立法聚焦三大问题

推动改革开放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主动适应改革需要,努力提高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衔接的速度、准度和精度;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碧水蓝天;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推动医疗、家政等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今年1月,全国29个省份召开了地方两会。记者注意到,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提及2019年立法工作时,重点对改革开放、生态环境、民生问题等领域的立法作出了说明。

论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制度之完善

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制度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重要制度设计。但这一制度设计在实践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批一定程度上“逾越”了法定界限,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运用程序不统一、不健全以及合法性审查标准不明等,因此,在对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制度进行理论反思、对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制度“存废之争”进行回应的基础上,我们应明确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的法定界限、健全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运用程序、细化合法性审查标准,以使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制度不断完善。

省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功能定位

关于省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定位分歧不但产生了立法分歧,也造成了司法困境。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宪法依据,批准制度的立法监督性质定位已不存在太大争议,但其功能定位尚需系统论证。对批准制度作为一项立法监督制度的功能定位认识的偏差,导致了三方面不利影响:缺乏统一的合法性审查标准影响国家法制统一,缺乏规范的审查批准界限妨碍设区的市立法自主,缺乏明确的批准决定定位导致法规效力误判。批准制度的结构包含批准主体、批准程序和批准客体。在规范逻辑、互动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共同指引下,批准主体功能应确保法的确定性,批准程序功能应保证设区的市立法自主性,批准客体功能应平衡法治统一与地方特色。据此,应当针对现有批准制度的不利影响,依据制度的功能定位建立符合立法监督要求的统一合法性审查标准、优化契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自主性的程序规则、增加批准决定对合法性问题的识别与认定机制。

4个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专项决定中有关检察公益诉讼的规定

一、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2019年9月27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新时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举措。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充分运用督促起诉、支持起诉、提出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监督方式,全面加强公益诉讼工作。

中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任职模式研究(1979—2017)

在代议机构领导人任职模式的研究传统中,国内的研究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争论的是党委书记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所引出的政治后果;国外的研究则主要致力于提炼出各种议会领导人的任职模式。以一套1979年—2017年间的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身份资料和任职信息为基础,既可以在理论上构建出一种中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职情况的理论模式,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对国内学术界的争论做出新的回应。研究发现,"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全国人大专委领导"和"省委书记—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是当前中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两个经典任职模式。比较1993年前后所发生的变化还发现,中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任职模式已经从终止型模式过渡为跳板型模式。

省级人大常委会法规审查要求权的规范建构

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过于宏观和概括,需要基于宪法文本并使用比较解释方法进行价值溯源和内涵填充,以便阐明其含义从而有效运用要求审查程序。我国省级人大常委会具有外国地方议会所不具备的独特宪法地位和宪法监督职责,因此其法规审查要求权可承载调整央地关系、维护法制统一、保护地方少数利益、解决地方间利益冲突和监督地方行政等全部功能,并且能够推动基本权利保障。它作为拘束力最强的提请形式能够直接导致审查程序的启动,作为容量最高的管道可以涵盖其他四类要求主体甚至建议审查程序。省级人大常委会可参照其在法律询问答复程序中的实际作用,设置行使审查要求权的具体方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过去40年中对中国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局限于本地方范围内,省级人大常委会法规审查要求权则为其向国家层面拓展提供了契机。

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的空间和机制

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对推进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体系化具有重要作用。自地方扩容立法以来,地方立法主体"数量多、能力低"的现状、地方立法的本土化趋向和宪法变迁共同增加了地方规范性文件的违反宪性风险。而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因其固有体系缺陷,不足以促进合宪性审查的有效实现。在实定法层面,《宪法》《立法法》等相关法律为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提供了制度空间;在理论层面,对地方人大监督宪法制度的学说探讨有力支撑着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的展开。在比较法层面,美、日、德、法等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体系亦成为我国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的域外立法参考。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应以《立法法》第九十九条的审查要求权为核心,嵌入筛查机制进行合宪性预审,最终确立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原则、明晰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范围、注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衔接协作"三位一体"的机制构建。

省级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的制度空间和机制构建

自地方扩容立法以来,地方立法主体"数量多、能力低"的现状、地方立法的本土化趋向和宪法变迁的可能性共同增加了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风险。现有的备案审查制度和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机制尚不足以确保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因而需要构建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的机制。在实定法层面,《宪法》《立法法》等相关法律为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提供了制度空间;在理论层面,对地方人大的宪法监督职能的探讨可以支撑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应以《立法法》第99条的审查要求权为核心,嵌入筛查机制进行合宪性预审,最终确立由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原则、审查范围、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衔接协作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机制。

试论设区的市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机制

2015年3月立法法修改,赋予所有设区的市、自治州和4个不设区的地级市立法权。过去几年间,设区的市立法工作顺利推进,地方立法工作热情高涨,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批准是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得以公布施行的必要前提和必经程序。

设区的市立法起始阶段比较评估与提升条件——浙江省设区的市立法实证研究系列之二

浙江省设区的市创制地方性法规的起始阶段实践,回应各地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内在需求,积极稳健地加以开展。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的组织、人员、制度等的资源要素配置以及社会舆情等的支持推动上比较完备,立法项目征集遴选确定、立法起草征询协调审议等的过程基本习得,立法结构体例技术语言等的运用总体可行。与此同时,立法的导向与重心有待聚焦,立法程序性自律性的认知有待强化,立法的事权范围的遵循有待清晰,立法的规范设计亟待科学、精细和富有针对性、操作性,立法的合法性、创新性及其有机统一的突出挑战有待基于立法需求、立法设计、立法评估等重要环节上的系统优化予以回应。对此,应进一步夯实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体制机制,激活和焕发对立法性质、功能与效力的深切体认,保持对依法立法及其问责的警醒和恪守,以民众的立法需求和治理的能力提高牵引和推动创新立法、有效立法的实践探索。

换届选举知识问答

县级人大代表的名额如何确定?县级人大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级人大常委会依照选举法确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具体确定方法: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四十名,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一百五十五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四百五十名;人口不足五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一百四十名;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代表总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