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完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9年出台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将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法治化,并提出常态化实施的要求。作为一项新的改革举措,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实践中面临许多问题,照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形式难以取得明显实效,存在定位不准、措施不当、保障不力等问题。为此,要在明确督察的内涵和作用方式的基础上,从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补充和延伸的角度出发,提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定位、工作程序要点和配套制度建设的需求,为下一步地方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提供指导。

浅析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完善

为促进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环境保护监测体系,而建立生态监测体系是实现政治支持、实践推动和制度转变的前提。以习近平建设生态文明基本方略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充分突出问题导向和民主政治,完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小组、环境部和各地区监测工作机构的最重要体制,明确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机构有权检查、撤消、请求援助、指派任务、审查监督、责任追究等。健全环境监测体系,对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党政领导进行监测,加强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和运用,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履行环境保护职能,可采取集中监测、“追溯监测”的形式,也可采取专项监测、常规监测;此外,常规监测可分为监测准备、监测记录与实施、监测结果的评价与修正、监测结束与处理后监测等。

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早、清、实、严”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地方发展服务,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环保督察要坚定不移地走“融入地方、嵌入部门”的共同治理之路。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提早介入、问题清楚、压实责任、严格执法等关键点进行分析,以确保环境问题责任主体明晰,督促责任部门履职尽责,整改到位。

遏制盲目投资 能效矿山升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水泥行业发展的启示

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对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海等5省反馈了督察意见。水泥企业要从中央环保督察警示案例中吸取教训,关注能效、矿山治理和环境综合治理,谨慎决策新建项目,避免盲目投资,从增资扩产的增量向优化存量的提质转变。

环境问责风险与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基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本文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以重污染制造业企业为实验组、非重污染制造业企业为对照组,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问责制对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问责制显著降低重污染企业的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环境问责制通过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水平、会计信息质量和管理层语调可靠度,来降低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政企关联强、风险承担水平低、地区公众环境关注高的企业,环境问责制对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本研究拓展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微观后果,为规范环境风险挑战下重污染企业的审计定价、优化环境规制体系提供理论与决策依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实证研究-——以第二轮问责公布结果为研究素材

环保督察是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制度,具有行政督察和党内督察的双重性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是落实环保督察的有效手段。学界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其党政问责机制做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其制度特征、优势,但鲜有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的问责为研究对象。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数据,从问责对象、级别人数、问责情形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总结实践经验,提高问责效率。运用实证方法评估问责级别与问责情形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研究证明,部分问责情形与问责级别存在相关性。根据研究结论,可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影响。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发展进路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贯通党政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常规型—运动型”国家治理整体结构中,基于存量环境监管制度改革的内生动力与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外部回应,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推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实现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以制度运行过程为逻辑主线,可以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划分为启动、实施、整改、问责四个运行阶段,每个运行阶段的制度设计均兼具常规型治理机制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双重特征。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稳定运行与长效机制建设,其制度定位应实现从“赋能”向“融合”转化,并通过自我设限与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路径解决与既有制度的衔接问题,通过资源整合与信息互动的法治化路径实现制度自我完善。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府际协同的影响——以甘肃省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战略核心地位,全面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然而,府际协同、信息共享、激励机制等问题限制环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本研究深入探讨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机制问题上的实际作用,通过实证分析揭示督察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优化激励、强化问责的方式,从而改善政府和企业行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滨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落地生根的地方实践与蝶变路径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滨州作为山东省唯一一个京津冀传输通道市、环渤海“1+12”城市的叠加市,2017年以来先后经历6次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滨州市以环保督察为重大契机,抓整改促规范求提升,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能否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能否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可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使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内部控制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强化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要通过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与提高审计质量促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开展“回头看”省份的国有企业及高科技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规范化建构

全面推进生态环保督察法治化,应充分发挥法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建立督察工作长效制度,促进督察工作规范化,促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价值最大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范化建设是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基础性工作,需要对现有督察制度进行科学适用与适度延伸,即从柔性规制、权用统配理性、协同秉性三个方面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范化进行科学建构。前两者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内在行为上的调整与规范,后者则强调跨区域督察协作的落实。

浅谈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制度性保障。本文介绍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督察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情况、问题整改情况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存在问题及相关建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构成及其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突出,给人民群众生活和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为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动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绿色发展,需要建立全面、强制、开放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并形成系统性的监管网络,进而更好地应对环保工作的突发性问题,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同时加强与社会的互动,增强公众参与度。推动环保工作更科学、更有效、更精准,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本文针对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意义进行分析,探究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构成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特征。

新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统计分析与整改建议

文章基于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统计数据,分析各省份受理有效举报数量、交办情况、办结情况等相关数据,提出进一步做好督察整改的建议。

许勤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 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奋力书写龙江绿色发展新答卷 梁惠玲张安顺出席

8月29日,省委书记、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勤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2024年全体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做好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推进生态振兴,加快建设绿色龙江、美丽龙江、幸福龙江。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构成及其特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重要的生态环境监管问责制度。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构建了生态环境部系统内和中央层面双轮驱动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其中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顶层制度安排,是对生态环境部系统内督察制度的全面升级,这在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空气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构成及其特征,提出强化督察结果、运用督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首轮督察评估等对策建议,以期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提供政策支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何以生效?——基于弱排名激励视角的实证分析

中国环境治理遵循以强激励为核心的压力型体制治理逻辑,但压力型体制并没能如预期发挥作用,环境治理中实际呈现“弱排名激励”逻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解决中国治理难题的重要实践。该研究从“弱排名激励”逻辑出发,利用2014—2018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重构作用,并分析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两大抓手的政治晋升(实现央地激励相容)和公众参与(改善央地信息不对称)在其中所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后,地方环境治理呈现“环保资格赛”的强激励逻辑,且上述结果仅发生在低财政激励地区;②基于经济考核的政治晋升压力弱化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策效果,央地激励相容现状仍不容乐观;③涉及大气污染的公众参与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效果起到强化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该研究就如何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激励层面、信息层面提出政策启示。

论环保督察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约谈制度的构建路径

环保约谈是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新型治理措施,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保约谈制度在环境立法中不断演变,并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一项重要工作方式。由于实践中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这两类约谈措施实施主体、程序具有高度相似性,使得在制度构建时较少区分约谈措施的法律性质,导致了不同约谈措施的混用。在环保约谈制度构建中,各地规范约谈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其对督察约谈制度的处理方式,也呈现出单行、融合与衔接三种模式。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分属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体系,两个体系应相互衔接又相互独立。建议规范行政约谈的规范性文件以衔接模式进行构建,与督察约谈衔接的同时,保留党内法规规范督察约谈制度的空间,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国家治理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协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化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合力共治的重要特质。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形成了纵向压力传导、横向多部门联动的网状治理结构,但该制度在实施中会与已有的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治理环节发生一定的“碰撞”,需要解决制度协同的问题。基于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明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相关制度的协同性规则,重点围绕信息资源、证据资源以及程序等领域形成联动机制,构建相关制度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多元共治结构,以实现环境治理效能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