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看护政策前提的家庭模式——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育儿·老年人看护

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福利国家重组过程中,此前被认为应该由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关系应对的看护问题,逐渐变成了社会问题,需要以特殊的政策加以应对。但是这一过程进展的并不顺利。特别是家庭主义规范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一直存在着试图将看护与家庭关联起来的各种反对势力。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追踪70年代以后看护政策的变动,理清各个年代作为政策前提的或是所期望的家庭模式是如何变化的。本文所涉及的政策范畴设定为育儿·老年人看护中的"劳动""费用"的援助政策,主要的分析材料取自各类政策文件。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在20世纪70、80年代,同时采取了以性别角色分工型家庭为前提的看护政策以及育儿援助·老年人的看护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模式逐渐出现分歧。在育儿援助政策方面,尽管人们逐渐认识到男性与女性雇佣环境的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家庭的变化,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男性收入为主的家庭"模式。而在老年人看护方面,受到老年人居住形态及看护态势多样化的影响,至少在制度设计上,以"个人单位"已经变成了一个前提条件。只是在这两个领域当中,政策的家庭模式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仍然有很多课题有待解决。

北京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分析

背景家庭在精神障碍预防、照护、功能康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赋予监护人各项权利和义务,但是日常生活中常面临监护人缺位或者监护人照护压力较大的问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是北京市2016年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旨在帮助患者家庭减轻负担,激励监护人更好履责。目的了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方法课题组于2018年11月-2019年1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研北京市精神卫生政策的实施情况,本研究数据来自其中关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部分的内容,调查患者/家属对该政策的知晓情况和医务人员对该政策的评价。结果682例精神障碍患者/家属中,614例(90.0%)患者/家属表示知道该项政策。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机构类别、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患病年限的患者/家属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知晓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患者/家属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知晓情况有影响(P<0.05)。631例医务人员中,表示该项政策起到了激励作用的有375例(59.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机构类别、职称的医务人员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能否起到激励作用看法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机构类别对医务人员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能否起到激励作用的看法有影响(P<0.05)。结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较好,但是目前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仍然面临政策落实不到位、缺少社会的理解和关注、服务能力有限的问题,建议进一步推动落实精神卫生社区服务政策、完善精神卫生社区服务模式、提高精神卫生社区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