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资产质量、真实出售条款与信贷ABS直接金融发展

监管部门针对信贷ABS基础资产质量的监管理念和相应措施,虽然提高了基础资产质量,但也导致信贷ABS偏离“缓解银行流动性压力、减少资本占用”的本源。本文以真实出售条款为切入点,在对表内信贷ABS和真实出售型信贷ABS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基础资产质量对信贷ABS直接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利用我国2012—2020年的信贷ABS数据进行检验,实证得到如下结论:在既定的资产总额下,基础资产质量越低,信贷ABS发行规模越大。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对基础资产质量更加敏感。机制检验显示:第一,基础资产质量越低,原始权益人采用真实出售条款的概率越高。第二,信贷资产真实出售的概率越高,金融机构的贷款投放能力越强,从而能够为发行信贷ABS提供更多的基础资产来源。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原始权益人与计划管理人相互独立、计划管理人管理能力较强时,降低基础资产质量标准对促进信贷ABS直接金融发展的作用更大。此外,本文还发现适度扩大合格基础资产质量的浮动范围并不会显著增加信贷ABS违约风险。本研究能够为信贷ABS准入政策改革及中国特色直接金融渠道建设提供启示。

论资产证券化中“真实出售”的法律问题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重要的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是世界资本市场上倍受推崇的新型融资工具。本文主要采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和归纳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于证券化资产的"真实出售"在我国适用所遇到的法律问题做出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

论版权证券化中真实出售的认定

版权证券化是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一种,而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资产证券化的一种类型,在资产证券化发展成熟的美国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实践。在版权证券化的过程中,发起人向特殊目的机构转让拟证券化的版权许可费上的全部权利和风险的行为称为真实出售,真实出售对于证券化的成功至关重要。在版权证券化中,真实出售除应满足传统资产证券化对真实出售的要求外,还应要求发起人对拟证券化的版权许可费所依附的作品享有完整的版权。发起人的版权权利状态将影响特殊目的机构对转移后的版权许可费之风险的承担。

美国资产证券化中“真实出售”的法律认定标准与借鉴

美国资产证券化中“真实出售”的法律认定标准,具有赋予法官较大自由裁量权、奉行实质审查主义、以受让人是否取得资产控制权为着眼点等特点。它在规范其操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我国的相关立法不无借鉴意义。

美国资产证券化中“真实出售”的法律认定标准与借鉴

美国资产证券化中“真实出售“的法律认定标准,具有赋予法官较大自由裁量权、奉行实质审查主义、以受让人是否取得资产控制权为着眼点等特点。它在规范其操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我国的相关立法不无借鉴意义。

证券化资产“真实出售”的确认

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真实出售”的确认是关键的一步，也是证券化资产转让交易会计处理中的难点。

论应收账款证券化融资方式中的“真实出售”

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手段的应收账款证券化,需要构建一个特设目的实体SPV,用以受让应收账款并单独对证券持有人承担风险,而不受原始权益人破产风险的影响。为了达到隔离原始权益人破产风险的目的,法律要求应收账款转让必须采取真实出售的形式。从法律角度看,应收账款转让只有满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才构成真实出售。

企业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隔离机制——以“真实出售”为视角

在当前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框架下,未区别对待原始权益人和SPV之间的特殊债权转让与一般债权转让,对"真实出售"的标准认定不清晰,证券投资者对原始权益人享有追索权这一投资者保护措施却可能违背"真实出售"的认定等问题,都在阻碍着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本文将厘清这些问题,并借鉴国际通行做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立法、修法的建议,以期改善企业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环境。

初探金融资产证券化中的真实出售

金融资产证券化不仅解决了资产的流动性不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融资方式,给资本市场的供求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从法律的角度看,作为一项金融创新,其发展离不开制度的支持。金融资产的真实出售作为制度的骨架,巧妙地将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与金融机构特定的财产联结在一起,建立了风险隔离机制,使资产支持证券的偿付真正落实到了特定的基础资产之上,实现了融资机制从整体信用向资产信用的革命。

证券化资产“真实出售”的法律标准

阐述了"真实出售"的意义、判断模式及我国"真实出售"制度的现状。论述了与"真实出售"相关的法律标准问题:追索权问题、资产管理服务提供者问题、发起人剩余财产所有权问题、发起人回购权问题。对我国"真实出售"制度方法提出二条建议:资产"真实出售"的认定标准必须具有法律的外观,具有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对于资产转让之后的一系列问题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标准。

将来债权资产证券化研究——以将来债权“真实出售”为视角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将来债权已经成为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主要模式之一,根据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原理,破产隔离的实现是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关键,而"真实出售"被认为是判断能否达到风险隔离的重要标准。然而,基于将来债权的特殊性,其能否实现真实出售尚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首先分析基础资产实现真实出售的转让方式,然后通过对将来债权的可转让性,将来债权实现真实出售的时点等方面对将来债权实现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最后对我国将来债权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出建议。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法律制度研究

风险隔离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成功的关键,而真实出售是风险隔离的核心环节,而我国法律中未有真实出售的直接表述,其相关规定分布在零散的法律文件中不成体系,真实出售认定标准不完善、监管部门也未将真实出售纳入监管范围,法院更是尚未有真实出售案件审理的经验和裁判规则,这些都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中尚未建立起真实出售制度。因此,完善认定标准、强化对相关主体的监管并建立以风险隔离为目标的实质性审查,是我国建立真实出售制度的主要方向。

资产证券化定义和模式的检讨——以真实出售为中心

国内许多文献认为真实出售是资产证券化的必须步骤和唯一模式。文章从评价资产证券化的几种不同定义开始,提出真实出售不等于资产证券化,而只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实现风险隔离的一种方式;从制度功能看,从属参与模式具有自身优势,真实出售不应该是资产证券化的唯一模式;接下来,作者通过对SPV功能的分析验证了资产证券化过程不一定发生真实出售,进而检讨SPV在资产证券化中的真正作用;最后,把真实出售模式的资产证券化放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了考察。

PPP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现行法律制度下,PPP资产证券化中基础资产“真实出售”的实现仍然面临一系列障碍,主要表现在PPP项目转让受限,PPP项目的未来收益权作为未来债权转让的效力不明确,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法律标准缺失。为了保证“真实出售”的实现,支持我国PPP资产证券化的顺利进展,需要在法律中明确真实出售的标准,确认未来债权转让的效力,并提升有关PPP资产证券化法律规定的层级。

资产证券化中“真实出售”法律判断标准初探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功能在于实现基础资产的信用和发起人信用的分离,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是整个交易的关键,否则交易将被重新定性为担保融资。美国关于'真实出售'的判断有会计标准和法律标准之分,其中会计标准属于实质性的标准,法律标准深受会计标准的影响,但是更加注重名义标准。对我国而言,'真实出售'的判断依然重要。我国同样具有会计标准和法律标准,且法律标准要严于会计标准。对于'真实出售'的判断需要结合名义标准和实质标准,其中实质标准包括资产转让不能构成欺诈移转、SPV需保留对基础资产的控制权、SPV有限的追索权、发起人回赎或回购的权利的排除及发起人对基础资产的管理和账户控制等考量因素。

我国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之探析与完善刍议

破产隔离机制居资产证券化运作之枢纽地位,而真实出售之构筑更为此机制之核心。拟证券化资产的转移,究竟是出售还是担保借款对投资人的利益影响甚巨。因此,日后制定资产证券化法时,宜借鉴美日等国之立法经验,就真实出售判断的法律标准予以明确,以利更好地与现实操作相结合。

结构金融产品系列讲座(摘登)——真实出售与组合型证券化之财务价值比较(下)

部分融资的组合型证券化 第三种证券化结构形式也是部分融资的组合型结构。但是，在本案中，我们在初始权益人和最终保护卖方间设置的中间媒介是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

结构金融产品系列讲座(摘登)——真实出售与组合型证券化之财务价值比较(上)

本文给出了一个数量模型。金融机构发行人和投资者可以藉此评估各种不同目标（包括风险转移、股权的特定回报、资产回报和业务能力等）的证券化解决方案。在我们的分析中,比较了三种证券化结构,以及在一个假定的6年期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它们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三种常见的结构类型是：

结构金融产品系列讲座(摘登)——真实出售与组合型MBS之结构及其风险比较

一般结构比较 图1和图2是关于相同贷款池（初试风险资产）的两种证券化结构即真实出售和组合型结构的概览图。虽然两种结构均存在一些特殊形式，但此处的这些普通的真实出售和组合型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MBS）结构，有助于从投资者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从而分析各方的相对优点和不足。

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结构的优化

企业资产证券化结构的优化前提是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和SPV的“破产隔离”,目前中国法项下企业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和“风险隔离”法律尚不完善,通过对企业资产“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应然逻辑的分析,促使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结构实现最优。于实践角度,提升市场主体交易预期,降低交易风险,维护交易安全,实现资金融通和财富积累的目标。于法律角度,对我国企业证券化法律制度提出完善建议,提升法律制度的理性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