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中捐赠行为传染机制研究——兼析社交焦虑与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中华慈善总会“抗击新冠肺炎,中华慈善总会在行动!”项目进行真实捐赠在线实验,考察捐赠行为和损害捐赠行为的传染性,以及疫情下社交焦虑和个体自我控制对捐赠行为传染性的调节作用。实验共收集724份样本数据,有效率达96.69%。研究结果表明:(1)他人的捐赠和损害捐赠行为都能够显著改变捐赠者的初始捐赠决策,前者使捐赠额度提高,后者加重了个体的自利倾向;相比于损害捐赠行为,捐赠行为信息更能够触动旁观捐赠者,使他们改变初始决策,并且总体上决策改变量更高;然而从个体来看,一旦捐赠者被他人的损害捐赠行为感染,那么他们的捐赠决策改变量显著高于那些受到他人捐赠行为触动的个体。(2)社交焦虑程度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被他们观察到的捐赠和损害捐赠行为所传染,进而改变初始决策;此外,相比于损害捐赠行为,社交焦虑程度越高的捐赠者越容易被他人的捐赠行为感染,进而改变初始决策,并且决策改变额也越高。(3)捐赠者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弱,越有可能因为他人的行为而改变初始决策,但是自我控制能力对捐赠行为和损害捐赠行为传染性之间的差异没有影响。本文为理解疫情状态下个体捐赠者捐赠决策的动机、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具有指导意义,能对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简单、复杂劳动获得禀赋是否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

马克思提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可以区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且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然而,从事不同劳动的人在亲社会行为方面是否会有差别?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扩展的独裁者博弈实验(真实的捐赠活动)探讨以不同的劳动方式获得初始禀赋后是否会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实验结果表明:简单劳动实验组和复杂劳动实验组中被试的捐赠比例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说明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是广泛存在的,并不显著地依赖于初始禀赋的获得方式,论证了微观个体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适度社会化的人。实验经济学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实证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方法,为验证"人是社会的产物"以及研究社会主义分配机制等问题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