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支出资本化动因:真实合规抑或盈余操纵

研发支出资本化是代表研发成功的信号还是沦为盈余管理的工具目前尚无定论。基于此,本文搜集整理了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研发项目的明细数据,并区分了真实合规的资本化样本与具有盈余操纵动机的资本化样本。研究发现:在进行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样本中,盈余操纵资本化约占26%;相较于盈余操纵资本化样本,真实资本化样本的盈利能力更强、规模更大、资产周转率更高、销售管理费用率更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更高。此外,本文还比较了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在真实资本化与盈余操纵资本化行为上的特征差异,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出于盈余操纵动机进行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研发支出资本化动机的相关文献,也对投资者深入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产融结合视角下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国外资本、金融资本与真实资本三者之间要适度发展,资本形成不足或过度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资本的形成过程和转换机制由市场主导,偏离适度的资本在市场机制下就会自动恢复到适度状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对国外资本、金融资本、真实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发现,金融资本深化率和国外资本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社会总资本比率的提高,以及金融结构与融资结构的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真实资本深化率和金融资本与真实资本比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资本制度变革后股东出资义务再审视

2013年新《公司法》的修订确立了注册资本完全认缴制,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货币出资比例和验资程序等,与股东的出资义务密切相关。变革伴随着质疑,但并没有颠覆股东出资义务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资本充实责任和出资义务的法定性。变革赋予了股东在出资比例、出资期限和验资方面更大的自治空间,引发了经营和资本真实性的担忧,也影响了违反出资义务的某些形态。

国内真实收入变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本文从GDP增长对我国进口、出口、贸易顺差以及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四个方面分析国内真实收入变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结论显示:我国国内真实收入的正向冲击会使得我国进出口额都扩大,并同时加剧我国贸易顺差及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扩内需、促消费能从根本上避免顺差进一步扩大,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论德国公司法中禁止隐性实物出资问题

隐性实物出资是指股东在公司设立或增资时 ,先将股金交给公司 ,然后向公司出售货物 ,并以收回货款的方式收回其缴纳的股金。隐性实物出资的目的是逃避注册法院对实物出资的法定审查 ,其结果是资本真实原则不能切实实施 ,公司本身的利益、小股东的利益尤其是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出资安排为德国的司法实践所禁止。类似的问题在我国公司的出资实践中也同样存在 。

债转股的若干法律分析

债转股是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快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的重要举措 ,但债转股的推行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本文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就债转股的四个方面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 :债转股与资本真实原则 ;债转股与公司治理结构 ;债转股与债权人利益保护 ;债转股与股东平等原则。

隐性知识产权出资的潜在风险及规制借鉴

股东在履行自己的现金出资义务后,公司将收到的股金用于购买该股东的知识产权,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并非是现金出资,而是知识产权出资,是一种隐性知识产权出资行为。隐性知识产权出资规避了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可能会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给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从保证资本真实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隐性知识产权出资行为予以立法规制,而欧美等国较为完善的隐性知识产权出资制度及信义义务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西方股份公司相互持股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公司已日益成为各国经济的核心组织,掌握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有些巨型公司,其实力富可敌国。现代公司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力扩张,不仅得益于公司自身资本的不断积累,更多是得益于通过资本市场而进行的资本积聚。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司相互持股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公司相互持股是公司间互相持有对方发行的股份,成为彼此的股东。它既是资本参与的一种方式,又是企业结合的一种手段。它为企业的高速扩张提供了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

资本制度变革下的资本法律责任——公司法修改的理性解读

公司法资本制度的重大变革并未否定资本制度的基本原理和与之相关的股东出资义务和责任。取消最低资本额,改变的只是股东出资义务的范围或数额,而非股东出资义务本身。公司资本从有限制的认缴制到无限制的认缴制,改变的只是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期限,股东以其认缴而非实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负责,资本的"认而不缴"并不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或责任。认缴资本的采用也不能终结或取代实缴资本的独特作用。资本真实的法律要求不因取消法定最低资本额和实行完全的认缴资本制而改变,取消验资的特定法律程序,决非否定资本真实性的法律要求,而只是改变资本真实的实现方式。

注册资本认缴制背景下资本犯罪形态和刑法重构

注册资本认缴作为一种商事行为,行为主体遵守规制与反规制博弈将客观存在。在缺乏诚信、商业欺诈行为普遍的经济环境下,仍有必要保持适度的注册资本违法刑事处罚规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经济主体遵守注册资本法律制度,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但在肯定刑法保护注册资本制度的必要性时,应该认识到传统'资本三罪'中的罪状描述和内涵已不完全适用认缴背景下的资本犯罪现实,应该进行适应性修改和补充,如更改某些犯罪判断标准,设立新的罪名,使其符合新形势下的注册资本犯罪特征。

贸易乘数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贸易乘数的基本原理,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真实资本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经验教训,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中的出口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货币循环与实体经济增长

货币信用化是经济金融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超量的货币发行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虚拟化,并支撑起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循环。基础货币主要发挥货币的流通职能,满足实体经济循环,因此其规模应与实体经济规模一致。而在基础货币上衍生的信用货币则主要流通于虚拟经济,故包含信用货币的广义货币供给对实体经济影响是间接的。因此,货币政策中只有基础货币发行能够有效调节实体经济,而通过广义货币供给量的调控来调节实体经济是无效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狭义货币供给量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而随着信用货币含量的增加,广义货币供给层次与经济的相关性削弱,证实了理论分析,并为当前货币政策体系支撑实体经济增长提供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贯彻实施公司法的当务之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简称:公司法)生效整整一年了。挑剔的眼光当然仍可以指出它的是是非非;但以现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幼弱程度来观察,它不失为一部确立新型企业形态、适应国际发展潮流、规范公司组织和行为的杰出立法之作。一年过去了,公司法的实施情况仍有令人忧虑的地方:配套文件迟迟不能出台、各部门和单位各取所需地加以解释、国有企业公司制改组缺乏力度、现有公司规范化程度不理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