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共识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实体效力根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的效力问题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争议之根源又在于主体问题。应当借鉴哲学上主体性至主体间性的转向,在个案视角中检讨量刑建议在实体适当上的正当性根据。个案量刑对刑事实体法的适用,只能获取合乎主体性理性的似真性幅度。通过量刑协商在法定刑幅度内取得的共识,具有主体间真理共识意义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量刑建议在真理共识论意义上的实体适当意涵,可以解决量刑情节之认识、形成机制之完善、抗诉问题之处理问题。

哈贝马斯真理共识论

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是西方哲学实现"语言转向"之后真理观的典型代表之一。从理论内容上看,真理共识论认为,真理是指人际间语言交往中的一种"有效性要求"。从理论动因上看,哈贝马斯提出真理共识论的原因在于真理符合论所存在的重大缺陷。从思想渊源上看,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哲学到近代的经验约定论、朴素真理共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都渗透着真理共识论的基本内容。从发展脉络上看,真理共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前共识论阶段、共识论阶段和后共识论阶段三个阶段。

社会工作价值与共识真理观

社会工作价值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灵魂,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对社会工作价值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从而易影响人们的价值选择、价值判断,导致社会工作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本文认为,通过哈贝马斯的共识观来重塑社会工作价值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在对话中生存的译者——从共识性真理观的视角重新审视译者主体

在以前的翻译研究范式中,由于受片面的真理观的指导,译界对译者主体的定位缺乏正确的认识。针对这一事实,本文从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真理观基础,即共识性真理观出发,考察了译者主体和其他主体的关系,认为共识性真理观能正确地为译者的主体性定位,即在对话协商中与其他翻译主体共存。

法律规范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共识论真理观

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认为,真是一种有效性主张。命题的有效性主张的证成是通过理性商谈所达成的理性上值得接受的或承认的共识。这样的真理理论对描述命题与规范命题是同等适用的。在理性商谈中,描述命题的有效性主张的证成所遵循的推理规则是逻辑推论规则,规范命题的有效性主张的证成所遵循的推理原则是普遍化原则。

新修辞学理论的基本立场——以佩雷尔曼的“普泛听众”概念为中心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理论对法律论证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其核心概念,即作为言说者之主观思维构造的"普泛听众",具有一种固有而不可化解的内在紧张关系。因为它所指涉的理性概念取决于言说者所内化了的社会、语言和文化视角下的世界观要素以及所涉及的生活领域内的特殊知识兴趣。一方面,"普泛听众"的概念暗含了法律论证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因此位于各种版本的明证和非理性立场之间;另一方面,它坚持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导向的真理共识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沟通之维

传统对抗式诉讼模式以控辩双方的对抗为核心,其司法理念及程序设计只能解释对抗,无法论证合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属于沟通合作式的诉讼模式,在沟通的基本理念上,基于沟通合作形成共识的真理共识论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奠定了哲学基础;在沟通的主要原则上,言语行为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原则要求认罪协商程序必须符合客观事实、谨守法律规定并出自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在沟通的价值取向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走向一种融合形式与实质的新的程序正义。

法学研究型教学的基础论略

传统法学教学过于追求客观性、确定性,这与培养创新型法律人才的目标不相契合。客观性、确定性的实现主要依赖演绎的思维范式,而逻辑演绎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法学不与自然科学分享本体论,因而在方法上也不应直接援引其方法论。法学主要关切理解,在诠释学看来,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因此,传统的真理观也并不适合法学。在法律问题上教师并没有独断真理,正确答案只在于师生的互动对话中。这是法学研究型教学的根基所在。

共识性真理与建构主义翻译学——论建构的翻译学之真理观

本文指出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是以不同的真理理论为指导的:语文学范式的翻译研究以心灵真理观为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以符合论真理观为指导,而解构主义范式的翻译研究以本体论真理观为依据。作者在分析和批判这些真理观的基础上指出,建构的翻译学应以共识性真理观作为指导,并进而分析了这一真理理论的特点以及同翻译学建构的关系。

关于历史题材创作的评价标准与方法问题

历史题材创作是当前中国文坛和大众文化领域十分突出的现象。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与评论存在一些误区,一是误把历史叙事等同于历史真实,认为不符合历史记载的文学创作就是违背“历史真实”。二是注重个别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而轻视作品整体的历史感。三是指责当前历史题材创作过于注重偶然性而歪曲了历史的必然性。导致这些误区的主要原因是论者对“真实”概念的理解有失偏颇。其实,“真实”这个概念,无论是指生活真实、历史真实还是艺术真实,实际上都是主观经验,只不过不是任意的主观经验,而是有条件或者限制的主观经验,是建立在具体语境中的、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主观经验,是一种“共识真理”。这才应该是评价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标准。具体研究方法则应该是以重建历史语境为基础的综合性阐释,其要有三:一是重建历史语境,从而形成深厚的历史感;二是提倡一种“循环阅读”的批语方法,从而把握文本与文化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性;三是深入体察接受者的普遍心理,从而寻绎出历史题材作品成功与否的现实原因。

规范伦理学视角下典籍英译异化策略的再审视——兼评《孙子兵法》Mair英译本的杂合伦理观

忠实伦理作为译者的道德责任及法律义务,并不能作为功利原则来评价典籍英译译者翻译行为结果的道德价值,因为其在翻译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不能解决实际的翻译问题。基于规范伦理学之效果论与义务论,分析西方译界英译中华典籍所遵循的归化伦理与异化伦理纠葛与冲突之本质可知:在后殖民语境下,西方译者无论采用归化或异化策略均不能全面、准确地传播中华文化,问题不在于策略本身,而在于评价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的功利原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本质上是一致的。

价值哲学与翻译批评研究的嬗变

探讨翻译批评研究的哲学基础,论述翻译批评研究的范式嬗变,指出价值论观照下的翻译批评的评价标准以交往理性为指导,追求共识性真理,具有评价的多元性和客观性。

“法学科学性”的论域:关于它的讨论何以有效?

择取正确的“论域”是保证“法学科学性”成为一个真问题的必要条件。在正确的“论域”中,“法学科学性”问题不必然真且不必然假;只有如此,关于它的讨论才是有效的。具体来看,在“人文研究”或诠释学科学观的论域中,有效法律规范的内容证成问题无法在方法论层面得到妥善解决,或者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法教义学——的法学不具备获致科学性的可能性。在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论域中,法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语言游戏、一种生活形式的维度而同等地属于科学。在这两种论域中,“法学具有科学性”命题的逻辑值一个必然为假、一个必然为真,都不是讨论“法学科学性”问题的正确论域。只有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论域中,法学要么在根本上不可能是科学,要么必须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塑造己身而获得科学性,且后者的努力也不必然成功,因此是保证“法学科学性”之讨论能够有效的“论域”。

阐释的批判与批判的阐释——释哈贝马斯的批判阐释学

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论和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社会研究方法的批判 ,以交往理性为基础 ,以共识真理为目的 ,通过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 ,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框架 ,形成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由于坚持社会科学理论有普遍而规范的客观基础的存在 ,并以此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 ,批判阐释学尽管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的新视角 ,却很难达成哈贝马斯所赋予的理论使命。

翻译审美批评模式初探

依据一定的模式进行翻译批评,是审美批评主体进行沟通、交流、论辩,最后通向批评共识的必要途径。不同层次的翻译批评侧重点不同,因而需要不同的批评模式。许渊冲模式在翻译审美批评实践中的应用实例阐明,该模式作为翻译审美批评模式具有可行性。

建构主义翻译学中的交往观

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有实践哲学、交往理性、共识性真理观、言语行为理论等等 ,但是交往观是始终贯穿在建构主义的各个理论基础之中的。探讨了交往观是如何体现、贯穿、连接各个理论基础的 ,并坚持以语言为本体 ,最终实现正确、合理的理想的交际。

从共识性真理看民法教义学的科学性——兼评我国《民法典》的科学性结构

民法教义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必须从科学的知识内涵切入。通过辨析狭义的自然科学与广义的知识,得出民法教义学是规范科学(知识)的结论,从而引出了民法教义学知识如何确保真理的问题。民法教义学知识的确实性需要通过对平等主体间实践的讨论来回答,民法教义学的真理不是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交往理性导向的共识性真理。作为民法教义学的制度化,民法典也必然分享了民法教义学的科学性。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奠基于我国民法教义学的科学性之上,相信能够为世界各国民法典的制定与修改提供有益借鉴。

维尔默对话语伦理学的内在批判

话语伦理学是哲学语用学转向之后的一种普遍主义伦理学,它试图在克服康德的道德哲学缺陷的基础上,通过先验语义学批判,找到达成道德共识的程序,以此来确立现代道德规范的客观有效性。但是,维尔默不满意于这种话语伦理学,而是紧紧抓住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前提之一,即真理共识论,展开了对话语伦理学的内在批判。这一批判断定真理共识论不仅会使话语伦理陷入基础主义样式之中,又会使它无法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做出清楚的区分,因而,话语伦理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被告人认罪认罚真实性保障机制研究

如何界定并担保认罪认罚的真实性,是当今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探讨共识如何命中真实的“真理共识论”,可为认罪认罚真实性的界定和保障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认罪认罚的事实是经由协商程序建构的共识性事实,该种共识坚持实质真实主义,其真实性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一个理性的沟通情境的担保。该种理性沟通情境由协商者平等的沟通资质、协商者自由陈述的环境、协商中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证据体系的内部融贯四要素构成。认罪认罚案件的审前程序、审判程序和证据制度需要围绕该四要素建构真实性的保障机制,以发挥各程序事前防范、事中审查和事后追证的功能,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在现实中,理性沟通情境并非总能营造,未来仍有必要通过救济程序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保持可以讨论的开放立场。

公共商谈与学术研究的公共性——兼谈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两个向度

现代条件下的学术研究是"理性之公共运用"的典型方式,其真理具有易谬性,在性质上是(学术)公共领域基于主体间性的公共商谈所达致的共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公共性具有内在的关联,它包括外在和内在两个向度:既自主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其他场域,亦自主于个人的价值偏好;其分别对应着言说立场的公共性与言说内容的公共性。为确保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我们需在言说立场上遵循公道性原则,在言说内容上秉持认知性原则。在"后真相/真理时代",践习公共商谈、积攒公共理性,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