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更要寻找真相

当下,新闻还有力量吗?新闻的力量在哪里?新闻的力量还在!依然是寻找真相的能力!这个世界需要真相!需要具有新闻专业规范的呈现,尤其是当下“,新兴媒体”“平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等新名称层出不穷,海量信息、算法分发扑面而来,大量所谓“后真相时代”“情绪比真相更重要”等观念的出现,以及新闻网络化呈现后众多负面评论的干扰,让真相的获取和呈现都更显稀缺和弥足珍贵,真相的寻找需要更多专业素养和坚守的意志力。

电影中的纽约城市叙述——纽约天际线与纽约城市人文真相

城市为电影提供消费人群和取景素材,而电影通过镜头塑造城市的文化形象。纽约城市天际线在以纽约为故事背景的电影中反复出现,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城市天际线不仅指示故事发生的场所和背景,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具象体现和寓意衍生。分析电影对纽约天际线的叙述,可以挖掘纽约城市人文真相。经典的纽约天际线代表着美国的进步与繁荣,给予了人们对城市的乌托邦想象。后911时代的美国电影在叙述残缺的纽约天际线时,出现了不同的考量和选择,揭示了新的纽约城市人文真相。电影《世贸中心》选择坦然而克制地叙述和呈现被视为禁忌的纽约天际线和双子塔,意在探索直面灾难、治愈创伤之路。

网络空间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维护与认知的免疫式构建

“真相”是人们对事实的理解和认识。网络时代的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及人们对信息的偏颇吸收,往往使人们所理解的“真相”与历史的“真相”大相径庭。网络空间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也不得不面对能指与所指分离而造成的误读和误解、被操纵和利用的“真相”间的相互竞争,来自“他者”的种种质疑,以及“自我”在肯定性暴力中的意义消解。在网络空间构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全面、客观的理解性认知,需要调整教育与传播理念,正确认识并合理利用“他者”的力量,打破学术研究与大众认知的知识壁垒,建立专家学者与民众互动探讨的长效机制,遵循“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的公共规则,从而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数字化生存奠定基础。

拟态环境的重构与后真相的兴起——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

自媒体时代,公众舆论崛起,自媒体不仅重构了拟态环境,还促成了后真相的兴起,网络舆论场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舆情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博弈下的多元共治是自媒体时代实现网络舆情治理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推动政府主动变革,重塑自媒体时代政府话语权;推进媒体积极应对,构建完善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引导机制;持续优化环境,维护公众公共表达与社会参与的权利。

后真相时代主观程序正义及其程序改造

后真相时代公民对正义的理解与主观息息相关,建立在法感情理论、知情意行的心理结构与情本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比客观程序正义理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符合中国国情。凭借主观程序正义的引入,程序正义理论能够得到非教条化的、人性化的重构。将主观程序正义具体应用到程序之中,应通过算法对主观程序正义标准动态把控,同时对程序交往进行人格化改造,对询问与陈述理念进行叙事治疗视角改造,重构司法传播之维使法官与当事人角色互视,并在司法社工协同机制中嵌入社会心理服务。最终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达成纠纷实质解决目的。

后真相时代品牌辟谣的逆火困境与对策审视

品牌辟谣作为应对谣言的必要途径之一,在后真相时代却逐渐演化为进退两难的公关举动。一方面,辟谣对品牌谣言的重复会加深公众对错误信息的印象,造成越解释越信谣的“逆火效应”;另一方面,搁置辟谣会使品牌的形象与声誉受损,谣言在媒介环境中的持续影响会强化消费者对品牌的误解。后真相语境下,部分公众参与到信谣、造谣、传谣的路径中,由谣言引发品牌的信任危机存在由单个品牌扩大到整个行业的可能。走出品牌辟谣的“逆火困境”需多维协同:选择权威媒体、把握辟谣时机以提高辟谣可信度;提供事实、合理编码以纠正错误信息;给公众提供利益补偿以修复信任危机;引导公众情绪与舆论以消减形象损失;加强维权意识、采取斗争行动以增强话语效力。

作为真实世界模拟器的媒介与后真相时代的“拨乱反正”——以Sora为例解析数字文明时代的媒介新范式

媒介中介了人们与客观经验世界的关系,使关于“真实”的问题作为元价值问题被提出。近年来,受社交媒体赋权和媒介的个性化分发等因素影响,后真相成为热词,文本认为,后真相实际是当前人类文明与技术文明断裂下时代症候的特有产物,应从媒介演化的视角看待这一现象。文本以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为例,从互动的过程视角看待作为真实世界模拟器的Sora促成何种方式的社会连接和传播权力结构的重组,分析媒介连接对本真性和后真相的影响,并提出在新的数字文明时代如何在媒介域、技术域和社会域的互构中实现“共识的黄金时代”。

“后真相”的形成机制与消解之道:AIGC时代新闻真实的重建——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探讨

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多元行动者涌入新闻生产与传播领域,主流媒体构建真实的权威被进一步消解,后真相时代陷入去真相的困境。本文在信息生态理论框架下,试图从信息技术、信息本体、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参与者及信息环境的互动共生中厘清新闻真实消解的内在机制。其中,重点考察了AIGC作为信息系统新变量、信息真假杂糅带来传播秩序的变革、新闻机构与个体用户的话语竞赛以及去真相困境下社会信任瓦解。同时,本文从AIGC技术可供性的角度尝试从自动化事实核查、在线行为干预、情感识别与分析三方面探讨以AIGC技术之力重建新闻真实的可能与路径。

情感传播视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风险与控制——从“后真相”境遇切入

“后真相”境遇下的网络空间建构出情理裹挟传播、娱乐化传播、圈层式传播等新型情感传播形态,在传播中嵌入情感化的认知取向、话语体系和行为模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开启了情感转向,网络情感借机入侵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原有的真理基础、权威话语、价值共识面临传播生态变革的风险。对此,应着力于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情理基础,增强主流媒体情感传播的竞合能力,促进网络圈层异化政治情感的正向转化。

“后真相”网络传播视域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探赜

主流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有效传播转化为大众的自觉认同,才能发挥凝聚社会共识,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然而,伴随“后真相”的到来,网络媒介为大众传播铺垫了全新的现实情境,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其中则面临着认同逻辑失效、认同主体基础弥散、认同安全感缺失、多元社会思潮冲击等诸多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而在培育大众开放理性思维中铸牢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基础,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整体性中转变其传播范式,在网络传播场域秩序治理中重塑大众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信心,就成为“后真相”网络传播视域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破题之处。

网络舆论“后真相”化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政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网络与“后真相”的契合带来了新的生态,网络社交媒体兴起导致传统媒体第一把关人的角色末置,“圈群化”强化了偏见认知。在“后真相”时代,高校辅导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应激性反应加大了舆情引导的难度,参差不齐的信息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民粹化情绪扭曲大学生的政治态度。高校辅导员在着力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辨能力的同时,应强化自身的媒介素养,努力净化网络环境,提升思政工作的有效性。

歌词真实与历史真相:“活捉了敌酋牛师长”史实考辨与思考

歌词“活捉了敌酋牛师长”源于《长征组歌》,是出于统战需要的一种特意表述。学界认为“敌酋牛师长”有活捉、自杀和击毙三种结局,考证其结局,有助于理清歌词真实与历史真相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的“音乐创作必须注意并尊重历史真相和历史逻辑”的结论。

后真相时代热点敏感舆情处置策略分析——以西藏阿里献血事件为例

后真相时代的热点敏感舆情传播具有阶段性、复杂性和难控性等特征。西藏阿里献血事件舆情处置中存在政府权威信息滞后、舆论理性不足等问题。在面对热点敏感舆情时,涉事主体应快速回应舆论关切,释放权威信息,善用第三方力量引导舆论,尽快化解舆情危机。

后真相时代下中国抗疫成果的维护研究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的普及和信息的碎片化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假新闻和流言的泛滥。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暴发,中国的抗疫成果备受关注,但也面临着有关真实性和透明度的质疑。为了维护中国抗疫成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必须采取有效的宣传和维护措施,确保公众和国际社会正确了解中国在疫情应对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关于史实真相与历史真实问题的辨析——以镇江之战的海龄殉难事件为例

在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之战中,守将海龄殉难事件一时竟成聚讼之谜。在史实真相查实后,朝廷对海龄的嘉赏赐典,却遭到士民抵制。镇江民众抵拒的关键问题并不在其死亡之细故末节上,而依然聚焦于“尽忠殉国”大节方面。海龄悲剧性地自杀或自焚的史实真相,并不能成就其“尽节尽忠”的人生定评。时人在日常生活中琐碎片段的场景记录,已经立体地呈现了他原本鲜活而真实的形象。镇江失陷及其失陷后的惨剧与海龄“误国殃民,莫此为甚”的行为有着密切关联。海龄殉难的史实真相无法遮蔽历史的真实。

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理念的教育路径研究——基于高校新闻专业的教育教学

后真相时代背景下高校新闻专业的教育面临挑战,要抵御其产生的消极影响,矫正新闻伦理的失范行为,高校应对的有效路径是:将新闻价值理念教育贯穿整个教育教学体系,将其与人文教育、价值观教育相融合,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解决舆论治理问题,同时加强新闻教育的实践性教学,探索构建新闻教育的长效化机制,着力打造高层次新闻专业教师队伍,从而提升高校的整体抗压水平及风险抵御能力,提高学生的新闻专业素养和直面后真相的思辨能力。

“后真相”舆情事件的发生逻辑及治理路径

“后真相”舆情事件是一种有目的地将情绪和主观价值取向嵌入现实热点事件进行信息再生产,并通过社会化媒体聚合和发酵所产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随着数字化媒介技术的勃兴,中国社会民生和治理领域中的“后真相”舆情事件频发且极大地颠覆了大众的认知结构,消解了大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社会矛盾凸显“注意力”资本运作、技术赋权是“后真相”舆情事件发酵和蔓延的三股推力,对此,只有构建公平正义的利益格局,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集聚空间和辐射效应,完善和优化信息传播机制,才能有效抑制“后真相”舆情事件的发生及蔓延。

“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挑战·优化

随着自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成熟,舆情的生成与传播呈现出新特征。一方面,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传播模式变革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空间,另一方面,信息传播的异化催生了网络空间的“后真相”时代。信息的非理性传播、网络舆情两极反转以及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使“真相”扑朔迷离。意识形态纷争、网络参与的大众化、资本逻辑的宰治以及非线性的信息传播模式等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造成一定冲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面临挑战。通过筑牢意识形态阵地、构建交互式线上课堂、更新话语内容与表达、法治教育助力等途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质量,提升“后真相”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旨趣、迷失与回归:后真相语境中短视频新闻生产的价值论

技术赋权受众使传统新闻生产的精英主义色彩被消解,进而引发有关新闻生产的价值论审思。受后真相影响,当前短视频新闻生产出现了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的单一化倚重、新兴技术应用对新闻价值的冲击以及受众主体性崛起带来的价值缺位等乱象。未来短视频新闻生产的价值标准应协调“尺度性”与“功能性”的统一:新兴技术应用需厘清主客体关系,凸显技术的服务属性;新闻价值实践主体应由媒体延展向受众,借以实现受众理性的回归。

基于“后真相”和“弱传播”理论下高职院校学生意识形态管理的挑战和建构路径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浪潮汹涌而至,使得现阶段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同时,“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得新闻真实性下降,而现阶段舆论环境则主要由感情和情绪主导。因此,舆论引导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探讨如何对学生的意识形态管理。